■居延安 宋怀强 吴洪林
从笛卡儿说起
“我思故我在”，笛卡儿的这个曾被错误说成极端唯心主义典型的命题，引出过许多精妙绝伦的佳句，我们跟着笛卡儿《方法论》影子漫步，不经意地也拾得一句：“我说故我在”。不是吗？思维的材料是概念，是语汇。“我说故我在”不就是“我思故我在”的一种逻辑引伸说法吗？
但笛卡儿的理性主义是建立在西方个体人文主义之上的以“我”为中心的思想方法。笛卡儿是从边门走进理性主义的，当他说“我思故我在”这句话的时候，这位法兰西哲人把自己身子的另一半留在了理性主义的门外。同样地，“我说故我在”也只是说了一半的话。另一半“身子”在哪里呢？在“他”。用现代关系人文主义眼光来看，如果“我思故我在”，那么同样地可以说，“他思故我在”；如果“我说故我在”成立，那么说“他说故我在”也无可非议了。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K・格根教授，从社会建构主义角度批评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文理性主义，以为西方人文主义长年来传递着一种观念，即个人在本质上是孤立的，个人有着所谓独自思维和体验的主观经验。格根以典型的建构主义方法，将人类的主观思维经验定义为一种关系过程，拒绝将人的主观性看作孤立的、疏离于他人的、超越对他人理解的独立存在。他说，“个人”由“他人”构成，同时又构成了他人。他还说，“我们即彼此”，我们的意识经验来自彼此。
哲学不过是语言的思辨和对话。人类对包括“我在”或“他在”在内的所有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存在的意识，缺了语言那是不可思议的。另外，“我”说的话，从一开始就含有了“他”，反之亦然。“说话”永远地是一种“对话”；纯粹的“个体独白”在关系人文主义者眼里是不存在的。
但在现实话语世界里，话语人总是受到社会角色和自身个性的制约和纠缠，顽固地要表现自己和自己所属的团体、排斥他人和他人所属的团体。这就成了一个过程的两极背反。一方面，“说话”命中注定地是一种“对话”；另一方面，说话的人又总是按自己独特的角色和个性要说“我”的话，以证明“我在”的独特和神圣。由此，“我”与“他”之间的沟通就这样成了人类的永恒话题。
跨语，历来是沟通的必经之路。但是“跨语沟通”，直到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文化和亚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的今天，才变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跨世纪话题。
什么是“跨语沟通”？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各自然语言中出现了不少带“跨”字的语汇，如跨国经营、跨学科研究、跨文化沟通等等。其实跨语沟通，古今中外，历来就有。其实我们现在的语汇中出现和日常运用的那些含有“跨”的词语，已经隐含了“跨语沟通”这个过程要素。特别是“跨文化沟通”，缺了“跨语沟通”，那是不可思议的。
一般地说，跨语沟通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次级语言系统或言语语体之间的跨越、转换、沟通和吸纳。跨语过程要具备四个要素，它们是“第一语言”、“第二语言”、“语境选释”和“言语转换”。这里，“第一语言”指的是言说者所习得和运用的语言及其言语习惯，“第二语言”指的是读听者所习得和运用的语言及其言语习惯。在任何一次对话中，言说者与读听者的角色不断互换，“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也总是依次转换的。“语境选释”是指言语人对言语活动情景的选择性解释。言语活动情景，就像任何语境一样，有物质性语境（指情景和场合）和认知性语境（指人对情景和场合及各种因素的解释）两类。“言语转换”就是在特定语境下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的跨越、转化、沟通和吸纳。把握这个“言语转换”过程的主体当然是作为“言语者”的人了。
本文三位作者，今年七月在美国新英格兰作过一次有趣的跨语旅行。我们的第一语言是汉语，在美国必须应对的语言――我们当时的第二语言――主要地是英语。一天我们应中央康州大学一位西班牙裔教授德莱玛博士的邀请，去他家作客。他家就成了一个语境。那是一幢原先房主自行设计的现代别墅，上下两层，四围都是参天大树，显得空旷和放松（这“空旷和放松”就是我们初到的“选择性解释”，一下构成了一种认知性语境因素）。我们三人当中，一边用英语交流，一边用非言语形体，“得体地”传达三位华人教授应有的礼貌和风度。
德莱玛一家，丈夫是西班牙人，妻子是委内瑞拉人，女儿和儿子都生于德国，五年前举家迁居美国。一家四口，三种语言，在西班牙语、德语和英语之间，不停地跨来跨去。在这样一个难得的跨语环境中，我们三位说中国话的客人中有一位，为了助兴，一展歌喉，唱出一曲西班牙老歌《月光的魅力》。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月光的魅力》，此时此地，展现的更是一种言语和非言语象征的魅力！一时间，西班牙语、德语、英语、汉语之间的屏障，随着歌声飘然而去，让我们的“跨语沟通”达到了一种近乎诗化的境界。
在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不同自然语言之间的跨语沟通变得频繁和深入，它们之间的相互吸纳也在广度和深度两个维面上快速向前推进，让人惊喜又担忧。但跨语更大量更经常地表现在同一种自然语言中不同次级语言之间的跨越、转换、沟通和吸纳之中。比如，男性次级语言与女性次级语言之间、节目主持人语体与听众、观众的“公众”语体之间，都有个“言语转换”问题。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把语言学的研究分为语言和言语两大部分，语言学研究的是作为工具的语言的发音、词义和语法，言语学（索绪尔称之为“言语的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作为思维、沟通工具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规律，涉及到诸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等一些交叉学科。无疑地，我们所谓的“跨语沟通”，在操作层次上，主要指“言语者”在语言工具的实际运用过程中的跨越和沟通，亦即“言语转换”过程，而且大部分的研究将放在同一自然语言中的次级语言的跨越和沟通上。
约翰・格雷曾写过一本《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全球畅销书，但男人并非来自火星，女人也非来自金星，来自地球的男人和女人从出生那天起就开始学习各自的语言。其实，与其说各自学习，还不如说社会在教“他”说男人的话、教“她”说女人的话。中国的封建社会总是要把“三从四德”教给妇女。“四德”中有两德是讲女人的语言的，一德是“妇言”，即女人“应该说”的言语，另一德是“妇容”，就是女人“应该有”的非言语象征。尽管三从四德中的“妇言”和“妇容”不再是现代女性说的语言和必须展示的非言语象征了，但现代女性习得的语言及其非言语象征，依然相异于对现代男性的社会期待。恰如格雷比喻的，女人说的是金星语，男人说的是火星语，差别如此之大，他们之间要跨越，要沟通，要实现“言语转换”，怎么可能不难呢？
跨语沟通既是艰难的，又是宽容的
跨语沟通，光从上面提到的四个构成要素概念来看，似乎并不困难。但真的做起来确是极其艰难的。德国20世纪早期著名哲学家、价值伦理学奠基人马克斯・舍勒曾提出过“社会主我”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人的价值、思想和行为――应该包括言语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既然有“社会主我”，那么必定有“心理主我”。“心理主我”对“社会主我”也存在一个跨越和沟通的问题，这又引出了“言语主我”的概念。“言语主我”，笼统地说就是指一个人的言语习惯。人是习惯的动物。习惯成自然，自然了就成了人的“第二性”。人的“言语主我”也是人的一种“第二性”，是很难改，很难跨越的。
弗洛伊德曾提出“个体无意识”的划时代概念，顺着弗洛伊德，文化人类学家们又探究了“集体无意识”这一文化现象。我们顺着弗洛伊德和文化人类学家们的思路，又有了“言语无意识”的说法。什么叫“言语无意识”呢？一个人的口头语就是一种言语无意识，上海人学说普通话免不了总会夹杂些许吴语口音，也是一种言语无意识。时代已经跨入了二十一世纪、登上了互联网这片看不见的新大陆，但当我们翻阅今天的书刊报章的时候，仍然会读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风行一时但已经不合当今事宜的文字和话语。这叫什么呢？也叫“言语无意识”，是记者作家们的言语无意识。
认识到跨语沟通是艰难的，我们就应该多宽容些。跨语的包容总是含有灵活性与宽泛性的。社会语言学谈到社会是如何制约“社会角色”说话的，比如做干部的既然要扮演干部角色，讲话带“干部腔调”，一定程度上是角色的规定，问题是看带什么样的干部腔调。如果有一种干部腔调，能为民请命，能给百姓送去振奋和他们所期待的权威，那真是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现在许多干部正努力着要把父母官的角色扮演好，但官腔依然如故。她心里亲民，但官腔不亲。他天天做着与民同甘共苦的事，但一抬手、一举足，仍然是官气逼人、官腔十足。跨语沟通之艰难于此可见一斑。百姓是宽容的，一定会给予他们的父母官以足够的宽容的，广大父母官是仁慈的，一定会更多地了解、理解百姓的疾苦，也会宽容、包容百姓偶有的过激行为。
不同的文化、亚文化之间，不同的语言、次级语言之间，都应该是宽容的。文化人类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文化中心主义”，指的是老子天下第一，别的民族、文化都在我之下。“文化中心主义”不讲宽容，“语言中心主义”也是不讲宽容的。我们读到一位作家的讲话稿，讲话稿充溢着对母语汉语的敬爱，让人感动。令人惊讶的是，这位作家同时又说，日语、韩语、越南语没有走汉语“表意”的改革之路，而走了西方的“表音”之路，似乎可惜了，其“语言中心主义”意味溢于言表。不同文化、语言之间既然要多宽容，那么表意也好，表音也好，还是让人家的后代自己去评说为好。
中华民族历来是个宽容的民族。正如复旦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大学语文》所提到的，中国的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都接受了西方语言文学的影响，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并且逐渐地融入并丰富了中国文化传统。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伟大深刻的“跨语”运动。现代汉语就是白话文运动推动的结果。不能否定的是，将近一百年来，现代汉语吸纳了大量的西方语言和词汇，其中文学翻译起到了完善现代汉语的巨大作用。
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从一个社会整体来说，跨语沟通既是艰难的，又必须是宽容的。
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跨世纪话题
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是汉语作为强势语言矗立于世界语林的世纪，是个跨语的世纪。跨语沟通，毫无疑问地，将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跨世纪话题。
特别要强调的是，跨语沟通是一种有迹可循的心智过程，是可以自习和训练出来的。通过不断的自习和一系列的训练活动，言语者是可以进入跨语状态，实现其“言语转换”而达到有效沟通的。
跨语沟通可以先从家庭做起。夫妻关系是现代家庭幸福稳固的基石，也是社会和谐的基层保证，做好夫妻之间的跨语沟通是现代夫妻关系的题中之意。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两代人之间的代沟与生俱来，跨语沟通是缩小和消除代沟的必经之路。城市现代家庭另有一种关系，近年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那就是业主与保姆的关系。有个叫《保姆》的电视剧从头到尾讲了个跨语问题，尽管全剧没有一处用过“跨语”二字的。《保姆》一剧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可见其问题的严重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
组织是我们关注的另一种重要跨语语境。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学校，因为这是我们工作的地方，也是我们研究和讲授跨语沟通的前沿阵地。社会发展之巨大、之快速，并由此带来的种种挑战――如升学、求职的挑战――使得我们的学生处于迷茫和一种措手不及的窘迫状态，这就需要我们做教师的，用学生能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去做好沟通工作。
我们呼吁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和高层管理，思索和研究这样一些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课题：跨语沟通与领导力的开发、跨语沟通与企业管理的优化、跨语沟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等。
2008年北京奥运已经进入倒计时，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到来已经不到三年。我们将与有关部门共同来探讨和研究跨语沟通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共建、跨语沟通与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跨语沟通与上海的文化大都市的建设等课题。
我们三人长期从事言语传播方面的教学、研究、培训和实践工作，近年来开始在“跨语沟通”这个领域中漫步思索，切磋交流，以期有所突破和创造。我们深感，“跨语沟通”领域博大精深，既要有理论拓展，又要有实践积累，既要有从事言语传播研究和教学方面专家的深入研究，又要有各类相关社会人文学科的专家们积极参与，更要有广大跨语沟通实践者的热心支持。
我们这篇散论式的小文，只是对“跨语沟通”这一概念和研究领域，作了个粗略的介绍。我们今年七月在新英格兰燃起了对这一领域的热情。夏日早过，深秋已来，秋高气爽，我们更为清醒地感觉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愿与各路有识之士一起，为推动这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作出努力。
（责编/雨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