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而伟大的灵魂
朱端钧生前常在寓所接待学生的来访、求教。左起为朱端钧、魏宗万、刘子枫、许教靖。 资料照片
朱端钧导演的话剧《雷雨》剧照。
1959年朱端钧导演的《吝啬鬼》。
“我一次次在校园里看着他的背影，设想着他在故乡石板街道上行走的情景。”
著名学者余秋雨笔下的这位“他”，是其余姚同乡、上海戏剧学院原副院长朱端钧先生。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周年，恰好也是朱端钧的百年诞辰。朱端钧是中国话剧的先驱者，也是海派特色戏剧教育体系的奠基者。正是有了他以及全国一大批优秀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使中国的经典文化和西方的流行文化水乳交融，中国话剧才创造了绵延不尽、纵横神州的百年辉煌。
“以社会的精神引渡为念，以大众的喜闻乐见为念。”当今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时代命题，再回头瞩望一代宗师的人生学养境界，或许可从中多少受益……
名导演“一座大山”
上海戏剧学院红楼东排练厅，国家一级演员娄际成正在排练话剧《桃花扇》，这是为朱端钧先生百年诞辰献礼的作品。45年前，朱端钧曾经导演过《桃花扇》，当时，娄际成在剧中扮演相当于“男二号”的明末文人杨文骢。
“杨文骢是一个无偏无党、潇洒、惜玉怜香的人，当时我年轻，一走路都是硬的，要找到文人那种柔美飘溢的感觉，我是来了一个脱胎换骨。”娄际成告诉记者，在朱先生引导之下，这个人物是他创作的一个里程碑。
《桃花扇》也堪称百年话剧探索民族化之路的里程碑之一。如何用话剧这种西方舶来品表达中国人的故事和情感，是中国话剧界几代人的心愿。而民族化公认的代表人物，北有《茶馆》的导演焦菊隐，南有朱端钧。跟焦菊隐出身大院不同，朱端钧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官宦世家，自幼饱读诗书。其诗词与绘画造诣在圈中皆有盛名，这使他常能以诗一般的台词推动剧情，以山水画般的手法展示舞台形象，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在《桃花扇》里，他甚至用到了川剧里‘帮腔’的形式，人物内心的一些东西直接抒发不了，旁边有一个帮腔唱出来了。这个词呢，原来剧本上没有的，他自己写的。都是很美的词。”娄际成说。
这位戏剧大师14岁时就离开故乡，到上海南洋中学读书，他的戏剧生涯也起步于上海―――1927年，朱端钧从圣约翰大学转入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师从我国的著名戏剧家洪深。从1928年到1933年，他的第一个戏剧高峰与复旦剧社紧紧联结在一起，1933年演出洪深代表作、被称“农村三部曲”之一的《五奎桥》，朱端钧执导，轰动了当时整个上海文艺界，26岁一夜成名。
早在1930年，朱端钧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结识了夏衍。1938年他加入由地下党员于伶担任社委会秘书的进步戏剧组织“上海剧艺社”。上海剧艺社聚集了一批有良知的戏剧艺术家，是上海那段特殊时期戏剧运动的主力军。朱端钧也与黄佐临、费穆、吴仞之一起，被誉为“海上‘四大导演’”。从这一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他几乎执导了那一年代中国所有著名剧作家的作品：曹禺的《家》，田汉的《南归》，郭沫若的《孔雀胆》，夏衍的《离离草》，吴琛的《钗头凤》，于伶的《夜上海》……
“朱先生曾讲过，演员艺术家如果一天不去寻求新形式，那这一天就是虚度。”著名演员焦晃告诉记者，朱端钧的创作特点从来是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他讲究生活的“体验”，又非常重视舞台的“体现”，他的戏自然生动，内涵丰富，不过分雕琢，但经得起细细品味，有持久的感染力。像排演《钗头凤》时，在他提议下增加的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一诗，台上每次念出，台下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经过这么些年，人们开始意识到，朱先生是我们戏剧界的一座大山，”娄际成说。朱端钧写过一首咏黄山的诗，其中有句是“高山石来声传谷，沧海云流波满湾”。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与“上海剧艺社”同仁共勉：“人不单是靠面包而生活的，我们不单为面包而演剧。”正如夏衍所说：“任何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崛起和壮大，总要有一批奋不顾身的闯将；但是单凭闯，是不能使这种艺术稳定、提高和发展的。朱端钧同志在三十年代初就参加了左翼话剧运动，在当时，可以说是闯将的了，但是他主要的贡献是默默地、坚持不懈地为话剧运动作奠定基础的工作……朱端钧同志是认真地、脚踏实地地为中国新兴的话剧事业尽瘁了半个世纪。”
启蒙者“朱老夫子”
“朱先生是我跨入戏剧大门的启蒙者和指导者，是第一位使我建立起‘做一辈子演员’信念的老师。”朱端钧的学生、著名表演艺术家乔奇生前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1950年进入上戏大门，至1978年去世，朱端钧放弃了许多获得更大声誉和名望的机会，一直致力于上戏的戏剧教学工作，担任了学校的教务主任，以后又长期担任表演系主任、教务长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把自己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另一项事业―――培养新一代戏剧人才。
他当年的许多学生如今已是名家，但谈起这位老师，隔了几十年仍会热泪盈眶。曾在朱端钧执导下演出话剧《年轻的一代》的焦晃，自称在朱先生指导下确立了严格的创作准则，到今天都影响着他的审美判断。“朱先生他们很强调这样一种意识：戏剧学院是培养演员艺术家的地方，不是培养什么明星。他教我们的不是一招一式，而是要求我们不断去寻求新课题，去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创作手段、丰富自己的创作语汇。我始终是在沿着这条路走。”
因为“很有学问”，朱端钧被学生背后叫做“朱老夫子”。曾经为《希茜公主》三部曲配音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曹雷，毕业公演的剧目就是《桃花扇》，演女主角李香君。“当年我水袖啊身段啊都练得很好，但朱先生跟我说，你缺一个青楼女子的特点。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哪懂什么是青楼女子啊？”曹雷回忆，朱先生就启发她：你记得不是演给观众看，而是演给你对面的公子看，要吸引这个公子，要让他注意你，要把眼神递到他那去。
朱端钧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启发式教学法，带出了一大批教师。陈加林难忘师生情深：“那时我一人住校，离先生住的枕流公寓不远。周六、周日，先生常找我散步谈心，他善于在轻松的谈话中点拨学生。虽然话不多，但说的每一句都能给你很大的启示，不知不觉把你纳入轨道。”卢若萍当年毕业后留校教书。一次排戏时，突然发现朱先生坐在后面。“我一愣，有点害怕，不知他会怎么评价我。”下课后，朱端钧陪着卢若萍从四楼走下来，说：“小卢，很好，你教学的方法路子是对的，我们就是要坚持现实主义，又要教会学生能够真实地在舞台上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非常振奋，分秒必争，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要卖力。”著名导演陈明正告诉记者，“那时朱先生找我们这些年轻老师研究表演体系、基础和方法；组织了好几个调研组，研究教学上的问题、体系上的问题、各种基础训练上的问题……他常说，我不急着写回忆录，我的心比谁都火热，比谁都着急。”
一辈子“谦谦绅士”
“今后我死也要死在排演场。”
这是朱端钧生前多次说的一句话。“原以为这只是在表述为艺术献身的意志，谁知竟一言成谶，”余秋雨说到这位前辈很是动情：“法国戏剧大师莫里哀也是在舞台上结束生命的，这次轮到了我们的朱先生。”在朱端钧去世前的最后一天，他还在为上戏表演系的教师执导复排《雷雨》。当时的副导演魏淑贤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78年11月7日下午，演员都没走，他刚走出排练厅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消息传来，学院大会全场起立，一片抽泣。
“他什么奖也没有拿，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要出名。他是淡泊名利、埋头苦干的。”余秋雨形容朱端钧是“地地道道风致清朗的现代中国绅士”。著名的斯坦尼戏剧体系传入中国时，朱端钧已经很有名了，但国外专家来了他照样去听课，娄际成告诉记者：“我们当时想，你都是大导演还去学这个，但他去学，然后把体会告诉我们。”
卢若萍印象中的朱端钧文质彬彬，说话都很轻声轻气：“朱先生有他一套办法，能把不同流派演员的演技统一在他的戏份里。有一次著名演员魏鹤龄上他的戏，初排的时候一点不动什么情。但朱先生很信任他，不急于让他出戏，后来魏鹤龄演得好极了。”朱端钧1941年应邀导演曹禺名剧《雷雨》，京剧大师周信芳饰周朴园，一再表示受益良多。余秋雨则感叹：“据说现在有些年轻导演喜欢在排练现场踢凳子摔茶杯，回想起来，朱先生的安静儒雅实在是力敌千钧。”
晚年的朱端钧，常是一身飘逸的长衫，宁静淡然。朱端钧的学生、表演艺术家张先衡觉得这位先生身上“好像有种仙气”。他是一个外柔内刚之人。1939年，朱端钧应于伶之邀，执导了他的《夜上海》，告诫人们：“艰难地活下去，别拣一条容易走的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1941年上海剧艺社被迫停止活动，吴琛被关进日本宪兵队，朱端钧被传讯，但他毫不畏惧，多次前往吴琛家中探询。吴琛出狱后，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朱端钧的。抗战胜利后，朱端钧读毛主席的著作，应邀听周恩来报告，深深懂得了：戏剧是武器，永远是武器！他执导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时，民主斗士闻一多被特务暗杀，朱端钧悲愤之极，把戏中刺杀英雄的凶手们都戴上牛头马面的面具，深刻鞭挞了当局统治。
这段时期大量优秀作品是朱端钧戏剧生涯第二个高峰，但有意思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导演，过着经商与从艺的“两栖生活”。他进过银行，当过布厂经理，是一个不会做生意的生意人。虽然他多次提出完全“职业化”从事戏剧运动，但当时这样安排，一是出于对他家庭经济的关心，他去排戏从不计报酬，也从不领取车马费，二是为了工作的谨慎和隐蔽。也就在那时的日记中，朱端钧写到：“请在平凡的生活里，创造一个不平凡的生命。在庸俗的圈子里，珍惜着那可爱的灵魂！孤寂是可以令人伟大的……”新中国成立给中国艺术发展带来新生，也造就朱端钧戏剧生涯第三个高峰，他从此把自己的全部交给人民戏剧。
这个可爱而伟大的灵魂，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责编/雨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