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
上世纪末我回到阔别了十五年的上海，发现戏剧几乎滑到了谷底，上海这么大的都市，到处是摩天大楼，入夜灯火通明，却常会找不到一个可以买票看戏的地方，让国外来访的艺术家们惊诧不已。戏剧界不少同仁是怀着一腔悲情在坚守阵地，努力地在为不景气的戏剧延缓生命。这个局面使我愕然。我是坚信中国戏剧必将繁荣的乐观派，可怎么才能说服那些悲情的同行呢？我搬出了曾以《第三次浪潮》一书在我国广为人知的未来学家托夫勒，他早在1970年就预言道：在农业、工业、信息业这三次浪潮以后，人类历史很快就要迎来第四次浪潮――体验业。戏剧显然是体验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托夫勒并没有专门讲戏剧一定会繁荣，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同意我的引申。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欧美发达国家戏剧的发展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北京、上海近八年来戏剧的一路走高更好地证明了托夫勒的天才预言。
托夫勒的思路主要来源于经济分析，体验业的兴盛是与一定的人均GDP数字相关联的。我们近年来戏剧的繁荣也主要是表现在数量上，现在不但每天晚上都有剧场可以看戏，而且多的时候达十几个。但从质量来看，真正能“站得住、留得下、传得开”的作品实在不多，尽管我们的奖项越来越繁多，投资越来越惊人，布景越来越奢华。
条件好了，怎么质量却没有好起来呢？浮躁、功利、闭门造车当然都是重要的原因，还有个原因是缺乏对人类戏剧遗产的深入了解。我们的戏剧遗产有中外两个方面，西方戏剧历史悠久，风格多样，剧目丰富，能为我们提供无穷的营养，但我们对西方戏剧的认识很不全面。看起来现在都在“和国际接轨”，好像谁都知道外国最新的潮流，都会拷贝百老汇音乐剧的豪华布景，却看不到成功作品必需的灵魂。上海流行的白领话剧，则是走了一条钱少、人少、景少的路，学的是美国家庭剧的模式。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黄佐临先生就针对中国戏剧家眼界狭窄、风格单一的状况，呼吁要借鉴2500年话剧史的经验，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第四堵墙”的演变。所谓“第四堵墙”是一堵并不存在的墙，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两千多年里一直还没有这个概念；戏剧就是在一个观众注视的平台上展演人类的故事，平台可以有各种形态，往往不放任何墙。舞台上有墙是莎士比亚以后的现象，在十九世纪后期成了主流――台上搭起一个房间的三面墙，留下“第四堵墙”向观众打开，让观众像偷窥他人私生活一样看剧中人展示的貌似真实的故事。在整个人类戏剧史上，强调“第四堵墙”理念的戏剧有过辉煌的成就，易卜生、萧伯纳、奥尼尔、曹禺是最著名的大师。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萧伯纳本来是个专业评论家，在对易卜生大加赞扬以后，干脆改行写起了易卜生式的客厅剧。曹禺是在熟读了易卜生、奥尼尔的剧本以后写出他的《雷雨》的。但这类戏剧一统天下的时间其实很短，从十九世纪后期到整个二十世纪，很多戏剧家又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打破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第四堵墙，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重构观演关系，有的甚至还打破了剧场四周的墙，让戏剧更加彻底地进入民众的生活。
当然，新的形式并不一定意味着杰作，杰作也并不一定要用新的形式。有些作品以传统的形式讲述有趣的故事，探讨深刻的人生意义，如易卜生、萧伯纳等人的剧作；也有些作品主要以独到的形式取胜，如戏中戏《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群像展示《群舞演员》，都打破了戏剧要讲完整故事的惯例，但其形式本身就蕴含着深意，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回顾2500年的人类戏剧史，可以看到各类叙事和演出形式的不断演进；放眼当今中国社会，可以看到各类戏剧活动的逐渐扩大。前者的总结应该可以更好地为后者服务。从为农民演出的草台班子到面向白领的都市话剧，从遍地开花的民营艺校到综合性大学纷纷开办的戏剧专业，中国戏剧已经走出了悲情，正在走向希望。看来，我这本前后写了二十六年的书终于遇上了时候。
（责编/雨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