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端钧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来到了，我想起了一件难以忘却的往事。
朱端钧先生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副院长，我国话剧的奠基人之一，又是我国的著名导演。1978年9月，我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戏剧学院，开始在戏文系办公室工作。是年11月初，文化部在我院召开《话剧表导演艺术教育问题座谈会》，全国50多位专家云集我校，总结建国十七年戏剧表导演教学的经验教训，涉及到对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的重新评价问题，关于建立我们民族的表导演体系的问题，等等。黄佐临、朱端钧、吴�之、夏淳、郑雪来、梁伯龙、路曦、李超等二、三十位戏剧名家和领导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会议成立了秘书组，我被借去整理讲话稿。于是，白天参加座谈会，晚上做整理材料的工作，以便在会议结束时，把发言汇编成册，及时送给每个与会代表。
1978年11月7日晚上，天气阴冷。我和表演系的姚家征老师在院长办公楼的一个亭子间里，对着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正专心地整理着朱端钧先生三天前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录音机上的两个大圆盘在“咝咝”地旋转，传出朱先生那温文尔雅、慢条斯理、但又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文艺路线的讲话声。当时的工作条件只能是放一句，停一下，记录下来；再放下一句……所以整理的速度很慢。不知不觉就到十一点了，近六千字的讲话稿整理工作已接近尾声，突然有人来报告：“朱先生在华东医院急诊室抢救无效去世了！”听到噩耗，我惊呆了，顿时泪水模糊了双眼。朱先生那清癯的面容、淡定的神情、睿智的目光，在我的眼前定格；尤其是那场灭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使我又感受到一阵刻骨铭心之痛。
记得那是1966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学院的主干道（俗称“南京路”）上看大字报，一群同学跑过来对我说：“有人要给朱先生戴高帽子”。不一会，随着嘈杂的人声，只见朱先生被十几个红卫兵推搡着从红楼那边转过来，为首的学生手里拎着一个纸糊的尖顶高帽子。因为那时“戴高帽”暴行在我们学校还是头一回，朱先生脸色苍白，眼中掠过一丝惊恐和无助的神情。当年我才二十多岁，担任校团委副书记，一看这架势就上前阻止，站到路边的椅子上，高声喊道：“同学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这一叫，引来了许多师生的响应，“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两派学生辩论起来，这场闹剧便草草收场了。当然，此后的上戏园，对所谓“罪人”的武斗非但没有收场，反而愈演愈烈，发展到后来，自1966年岁末起，一连几个夜晚在剧场里对跪满舞台的“牛鬼蛇神”拳打脚踢、捆绑涂墨、造谣凌辱，每次都要搞到次日凌晨才暂时熄火。上戏成了全市高校中“红色恐怖”最厉害的所在。朱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每次批斗都首当其冲。我真难以想象，像他这样一位文弱的知识分子是怎样挺过来的？我在那几个不堪回首的夜晚，也因为是“铁杆老保”，被拉上台陪斗。那次公开阻止给朱先生戴高帽子，当然是一项严重的罪名。有人大叫：“她不让我们给朱端钧戴高帽子，我们现在就给她戴高帽子。”于是，顺手拿起一只字纸篓套在我的头上……
我在1969年底被造反派、工宣队以干部“四个面向”为名赶出校门，下放到一所初级中学教了八年书。在离开上戏的日子里，听说朱先生和许多干部、教师受尽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迫害，精神上、肉体上苦不堪言，我心里时常牵挂着他们。十年浩劫过去，我重返学院后，在校园里几次碰见年逾古稀的朱先生，他每次都笑眯眯地朝我点头，表示欢迎我的回归，但都是匆匆而过，未及深谈。他身旁总有人搀扶着，我知道他身体不好，但他忙得高兴，正在给学生上课，给教师艺术团排《雷雨》，还在筹办表演师资进修班……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他要做的事太多了，学校的教学被耽误了十年，破坏了十年，百废待兴啊！我为他精神矍铄地重新披挂上阵而暗自高兴。
三天前，我有幸聆听了朱先生在文化部召开的表导演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发言提出了三个问题，都是从实际出发提炼出来的值得研究的问题，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他一开口就说“要向同志们讨教一两个问题”。一是学校办剧团的问题。他说：“老师们渴望排戏，渴望有机会从事艺术实践，渴望能够得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渴望能够提高教学质量。我们的老师艺术实践不多，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多有点这样的机会。”“学校办剧团，从理论上来讲，教学联系舞台实践，对教学是有好处的。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实验剧团要明确以教学为主。比如说，我们这次排戏，觉得需要提出一些专题来，如‘体验’的问题，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怎么样体验的问题，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问题。提出这些专题，通过艺术实践，紧密地为教学服务，那么，这样的剧团就名副其实的是一个实验剧团了。当然，要讲究一定的质量，甚至风格，都要讲究，但是，不要形成离开以教学为主的趋向。”
二是从重新排演〈雷雨〉中体会到，曹禺“写剧本不是像‘四人帮’鼓吹的那样，‘主题先行’，他的主题是要‘追认’的！只能说是‘主题后行’。那么是什么先行呢？是人物。有了人物，就有了人物生存的时代，就有了人物的思想感情，人物关系，人物的行为，矛盾冲突……戏的主题在后。”“写人物，刻划性格，是文学艺术的根本。”“对于剧作家来讲，对于我们从事二度创造的导演、演员来讲，要创造好一个人物，这一点还是重视不够。”
朱先生接着分析了《雷雨》中的人物关系，提出不应当拔高鲁大海；应当把繁漪作为值得同情的人物来塑造；至于戏的主角，他引用曹禺的话“我这个戏是八仙过海”，说明八个角色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以佐证他曾经考虑过主角是周朴园也不错。他还对《雷雨》中被斥之为有“人性论”色彩的命运悲剧这条线，大加赞赏，说“这个恰恰是观众所要看的东西啊！假如拿掉这些，观众就不爱看。”为此，他感叹道：“我们思想解放不容易啊！”
第三，谈了对斯坦尼体系的认识，特别是对体验派“从自我出发”这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他赞同郑雪来分析的三点，一是从演员的材料出发；二是以自己的名义动作；三、既是别人，也保存着自己。同时，他又加以补充，认为“‘从自我出发’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从实际出发，‘从自我出发’的重要意义就是实事求是！既是别人，又是自我，是这样的状态。假如我们同意演员和角色之间有矛盾，假如我们同意解决这个矛盾不能单靠外在、靠形似，而一定要达到神似，那就是从自我出发嘛！”“我觉得‘从自我出发’这样一个讲法，不仅是符合体验派的讲法，对于表现派也同样是实用的。”“戏曲演员尽管他有程式，但是他还要体验角色，因此他也必须从自我出发。”最后，他总结说：“所以，‘从自我出发’是演剧艺术中的一个客观规律。‘从自我出发’就是从实际出发，这个实际，不仅是演员的躯体、声音，还必须包括他的思想、感情、情绪、生活积累等等。否则就是割裂了。”这个问题只讲了六百多字，但是，言简意赅，观点很明朗。
夜深了，我和姚家征老师意识到，在我们耳边回响的是朱端钧先生留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声音，一位学贯中西的智者的弥足珍贵的遗言！我们忍悲含泪把讲话录音连夜整理成文，又仔细地校对了一遍，第二天一早就送文印室打印。下午，发到代表们手中时，红楼303教室的会场上顿时一片唏嘘。
朱先生的发言，原来没有题目，后来，《戏剧艺术》发表时，编辑为其加上了《教学与实验》的标题，对此，我一直不满意，认为没有把讲话的要点和精神点出来。
朱先生的这篇讲话而今已成绝响。今天读来，也许不觉得振聋发聩；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三十年前的演讲。当时，“文革”虽已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两个凡是”的枷锁仍然桎梏着人们的灵魂，“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还是绷得很紧的，“人性论”作为所谓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核心，仍然是一个“禁区”。朱先生以一个正直的艺术家的良知和勇气，敢于讲真话，公开为“人性论”叫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写于2008年1月29日大雪后
（来源:东方网 作者:戴 平 选稿:上官贤 2008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