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的传说在我们看来，主要是“替父去从军”的故事；编导舞剧《花木兰》的澳大利亚人却对她从军后打匈奴特别感兴趣，让白人舞者扮演匈奴兵，突出了该剧的跨文化特点。《白蛇传》是个传奇，本来无关种族文化；一些美国学校却把它当成了多元文化教育的材料，认为人蛇“通婚”还可以象征不同种族的融合！《蝴蝶夫人》是个典型的跨文化剧作，那个被美国大兵抛弃后自杀殉情的日本女子，是多少亚裔女歌唱家梦寐以求的主角；西方女性主义者却批评说，这是一个白人男子心目中理想的脸谱化形象。
看来，对跨文化关系的看法多数中国人与西方人差别很大。现在的西方知识分子非常注重种族、文化间的差异乃至冲突，尽管以前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色盲”的普世主义：大家都是一样的人，管你肤色是黑是白，是黄是红。这种观点现在倒好像成了我们这里的主流。
其实，西方的普世主义和我们的一般认识背景完全不同。他们要把他们的文化送到世界各地去，化掉非西方文化；而我们常常会请来西方文化，化掉我们自己。我自己常常觉得夹在两种思维当中。以前在美国任教时接触了很多西方知识分子，他们习惯于对跨文化关系及其相关作品做出过于敏感、过于政治化的解读，而我们许多同胞又太不敏感。虽然网上常有民族主义的极端论调，但基本上没有反映到公开的文艺作品中来。
西方历史上跨文化题材的作品众多，尤其是戏剧。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就有一部描述希波战争的《波斯人》；莎士比亚则写下了《奥赛罗》和《威尼斯商人》，剖析白人基督徒包围中的黑人和犹太人的心理；近年来《国王与我》、《西贡小姐》等百老汇音乐剧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激进的西方知识分子把这些作品都称为“东方主义”。这是一个奇怪的名词，其定义其实是“反东方”，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赛义德把这个否定性的标签送给所有研究、描述东方的西方作家，从埃斯库罗斯到莎士比亚到伏尔泰，一大批关注过东方人的西方作家一网打尽。他的理论十分流行，但未必公允。事实上2500多年来，那些跨越了东西方文化界线的西方作品可以大致分为三类。赛义德只看到两类，而且都从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找到例证。
近年来跨文化题材更多地展现在屏幕上，从大片《印度之行》、《最后的武士》到不那么大的《喜宴》、《撞车》，对涉及的诸文化都有相当深入的刻画。相比之下，我们的《北京人在纽约》、《刮痧》、《紫日》等还算不错的作品都显得单薄得多。与此同时，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还是值得我们记取的，西方固然有不少著名的专以批判西方为己任的“左派”知识分子，更有大量不那么著名的顽固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右派，他们的宣传手法更巧妙，更隐蔽。就看看《狮子王》吧。就在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惟一超级大国之时，这个童话应运而生，让人看到世间万物生生不息，惟有狮子独掌霸权。白人们当然可以欣欣然以“色盲”为由无视剧中隐含的白人中心主义，美国的南美裔二等公民就看出了舞台上颜色的奥妙：地位最高的狮子是肤色最浅的，给狮子打工的低等动物全是“有色物种”，这难道是巧合吗？
大多数国人对跨文化关系及其相关作品不太敏感，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数千年的大一统，近百年来又近乎一致地接受了德先生、赛先生和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普世主义文化，后者主要是通过文字和图像传进来的，国人真正亲身接触的外国人并不多。但这个情况正在改变中，从大城市开始，从官员、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开始，和外国人打交道越来越成为常态，人们对跨文化关系的体会越来越直接，跨文化题材的作品也将会越来越多地涌现。因此，认真分析一下2500年来西方经典作家创作跨文化戏剧的成败得失，就有了洋为中用的现实意义。
（ 作者：孙惠柱 原载《文汇报》2008-02-04 15版 本网编辑：白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