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从去年二月份开始在头版显著位置开设了“上海文化新人榜”栏目，将目光投向那些真正在文化土壤上辛勤奋斗的“芽儿”，关注他们默默绽放的激情与姿态，关注他们的努力和成长，希望能够通过媒体的力量唤起更多的掌声，来激励他们年轻的艺术灵感和才情，最终为上海的文化带来飞扬的活力。迄今为止。该栏目已经推出了30多位文化新人，读者不仅了解了这些申城文化园地里鲜艳却不太知名的小花，更通过他们接触到了更多的文化领域。
为了进一步完善文化新人培育机制，为新人健康成才营造氛围，搭建更为宽广的平台，进而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增添活力，近日，本报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了“上海文化新人成长主题论坛”。这里刊发的是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
拓宽文化新人的生活园地
黄昌勇（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几个背景值得关注，一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兴起，文化版图有了体制内外的分野；二是作为“第四媒体”的新媒体的迅疾发展，文化有了新的衍生；三是与体制、全球化的相适应，文化人的地域归属被打破。以此来关照上海文化新人的培养，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目前，上海文化体制的改革还更多的针对体制下的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艺院团等单位的改革，重点放在对传统体制下的文化生产关系的调整，注重体制内的“破”，也出了不少成果。但是，相比之下，体制外文化生产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立”上的探索做得也相对少一些。比如，上海有多家民营影视制作企业，但是普遍规模较小，资本的影响力、人才的凝聚力相对也不大多，有意识的引导还不够。
文化体制改革本身应当包含着对具有新的生产力要素的民营文化企业的新体制建立，不应只局限于对计划体制下的文化单位的改革，“破旧立新”甚至“以新促旧”，体制内与体制外并举才能相得益彰，才能扩大文化生成的土壤，文化新人才能有更为宽广的成长园地。现在我们比较关注体制内的文化新人，比较关注专业院校、院团的文化人才，而体制外或者民营的一些文化机构的文化人才还重视不够。
文化体制改革有两对关系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文化生产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关系，一是传统文化生产（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艺院团等）和新兴文化生产（网络文化等新媒体）的关系。内部因素就是指文化单位的性质、文化市场的准入等，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外部关系就是指文化与科技、贸易、金融等的关系，属于文化体制的边缘关系。上海文化体制在内部因素方面主要是完成国家部署的任务；而文化外部因素有着突出的创新成果，有着诸多大胆的创新行动；在传统文化生产上稳步前行，新兴文化生产方面则引领风骚。但是，内部因素和传统文化生产往往又代表着文化的原创力，理应有更大的突破和创新。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内涵已经扩展，文化发展已经进入广义的范畴，文化新人理当是在一个“大文化”视野下的存在，要关注新兴文化生产中的文化新人。用这样的观念来观察，对上海文化的认识就会有另外的判断向度。比如上海的电影产业，产业链的下游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体系，影视制作业已形成优势；网络游戏几乎占据了全国半壁江山；网络文学以及新一代网络作家不断出现，这些都值得关注，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发展排除在“文化”视野之外。文化新人应当包括整个文化生产整个链条，上游的设计创意，中间的技术制作，下游的市场营销，都应直接参与“创作”，都有着重要的关联。“文化新人”不应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作家”、“艺术家”范畴。
计划体制下，文化人都有行政和地域的归属，市场体制和全球化的发展，“文化飞人”现象已经产生并将走向常态，也就是说一部分文化人不再简单地属于某个城市，某个机构，因而文化人的身份不再重要，户口也不重要，甚至居住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提供“舞台”。目前我们对城市的文化评价还沿袭着计划体制下对文化人归属的定位。我觉得上海本身是一个大码头，是一个国际性大城市，对文化新人的容纳度要宽一点。我们本市的，我们自己培养的文化新人可能值得关注，但是路过上海或者在上海的文艺舞台上有过重大贡献的外地文化新人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一下？也可能因为我们关注了，以后他真的就落户上海了，或者就在上海发展了。所以，这是一个如何对上海和与上海相关联的文化新人培养的新课题。
正是文化人身份认同的这种变迁，在当下，文化人才培养问题显得格外重要。文化新人的培养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社会的“舞台”，二是高校这个“蓄水池”。社会“舞台”比较复杂。经过两个五年的规划建设，上海文化设施建设有了质的改观，但是，目前着力的是带有城市标志性的文化设施，而与市民息息相关的社区型的博物馆、美术馆、影剧院、音乐厅等的设施与国际大都市的文化需求还有距离，需要在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结合中合理规划和布局；二是艺术教育格局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各类各个层次的艺术院校应该合理而且能够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以与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相匹配。(本网编辑：戎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