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保和：读丁罗男教授新著《上海话剧百年史述》

    也许，上海对一些人而言，只是一个洋派的大城市，或者用人们更常用、更熟悉的描述，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但文化的上海却远不是这么简单，对许多中国人甚至不少外国人来说，上海却不仅是一座城，而是一场旧梦，一种神秘的情调，一个永远的话题。当代的人们，特别是艺术家和小资的男男女女，在怀旧的爵士乐中追逐着旧日的上海滩，恍如在一百年里缓缓穿行。诚然，一百多年来的上海，如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各种光怪陆离的场景穿插变化，从租界的洋房到苏州河边的陋棚，从中产阶级的客厅到小市民的屋檐下；不同的人物上场下场，军阀、黑帮与商人，工人、小贩与妓女，洋人与海归，革命家与文学青年，种种因缘奇妙地纠葛在一起。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中，西方舶来的艺术形式，话剧、电影、西洋音乐、油画、交际舞争相开放着它们的绚丽之花。这样背景中出现的话剧，对于古老中国而言，不仅是一种陌生而新奇艺术形式的引进，而是面孔的改变和心灵的激荡，而伴随改变的各种文化冲撞，是昨天中国人的困惑，同时也是今天中国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于是我们看到，丁罗男教授主编的新著《上海话剧百年史述》，正是以话剧为题，在古老中国急速现代化的背景下，以丰富的资料和珍贵的图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上海话剧百年的故事。从故事中我们看到的其实并不只是一部话剧发展史，而是话剧中承载的、百年时光里不断变幻的中国人心灵史。
    《上海话剧百年史述》以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文明戏”破题，讲述了现代话剧的形成和成熟（１９１８－１９３７）、上海话剧的黄金时代（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建国后上海话剧的曲折发展（１９４９－１９７６）、新时期上海话剧的新气象（１９７６－１９８９）和走向多元化的上海当代话剧（１９９０－２００７）。与过去一般话剧史不同，《史述》以上海为点，以中国话剧发展为线，既与过去的几种话剧史著作有关联，但又自成一体。在论述的体例上，《史述》的特点是向前探溯和向后延伸，特别注重论述了中国话剧诞生初期的情况和当代上海话剧的新景象。比如“文明戏”或早期话剧，是过去中国话剧史研究较为薄弱的一个领域，这部分论述体现了丁罗男教授近年来的学术成果。而当代话剧，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上海话剧，因时间的靠近，又还没有进入话剧史的论述范围，但《史述》中却给予了这一时期上海话剧一席之地，书中对上海话剧的这部分内容有许多新见迭出的分析。虽然近距离地观察和分析会给历史性总结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无疑这些分析对当代话剧的发展是富有启发性的。这些论述和分析也体现了本书关注当下、关注创作的特点。又如话剧分期的问题，《史述》中打破了过去话剧史常用的分期方法，以更符合事实与历史发展的思路为中国话剧史分期作了新的探索。书中对话剧院团和院校的论述更是充满新意，正如戏剧界前辈刘厚生先生所言，这一部分“是本书特显光彩之处”（见《上海话剧百年史述•序》）。丁罗男教授对当代话剧问题的思考，对主流戏剧、大众戏剧和精英戏剧的分析，对当代上海话剧多元化发展态势的展望，都显出了高瞩的目光、宏远的学术境界和精到的分析，是中国话剧百年之际“上海话剧的又一显耀光辉的业绩”（刘厚生语）。
    比起其他现代艺术形式，中国话剧与中国革命的联系更为密切与直接，所以话剧史的研究曾有一度是革命史的“话剧部分”，亦即“话剧运动史”。新时期以后，由于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新一代话剧研究者开始改变研究路径，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话剧，他们特别注意到了中国话剧与中国现代化、中国话剧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不仅因为中国话剧人曾有过许多“海归”，更因为中国话剧艺术中曾强烈地表达过民主、自由、独立等许多现代意识，这一阶段中，丁罗男教授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著作。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艺术研究中本体意识的强化，中国话剧史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将话剧不仅视为宣传革命和表达观念的工具，更视为中国新的艺术样式，强调从艺术规律和表现方式上研究对话剧，也就是开始进入“艺术史”研究的范畴。而丁罗男教授正是这一观念的提倡者实践者。９０年代以来，他曾多次提出话剧研究不仅要研究剧本，更要研究舞台演出，也就是强化“艺术史”研究的性质。他在指导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论》时，我们曾多次讨论过这样的话题，而现在这本《上海话剧百年史述》正可以视为他新研究思路的表现。我欣喜地祝贺《上海话剧百年史述》的出版，并祝愿丁罗男教授及他的研究团队不断创新，在中国话剧研究中取得更大成就。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学院教授 本网编辑：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