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的公共文化布局：纽约与上海的比较
“公共文化布局”似乎一定是政府的工作―――中国人一般会这样看，而纽约人就未必。都市文化从总体上说，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和非政府主导两大类，后者还可以分出营利性的市场和非营利性的民间两类。
20世纪的中国都市文化以1949年为界，前半个世纪的主流是非政府主导。那时候的上海既是中国电影和话剧的发源地和主要基地，又是鲁迅、茅盾、巴金等最重要作家的定居地，还是《申报》、商务印书馆等关键文化企业的所在地，和美国的纽约很有些可比之处：都是全国的文化中心，都以开放的文化产业吸引了大批的人才，也都给全国各种层次的文化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文化商品。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叶，这种商业文化的一统天下在上海和纽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纽约出现了“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等非营利性文化事业，而且比重不断提高；而上海，在经济方面还可以与纽约比一比，但在文化方面却逊色不少，主要表现为非营利性的文化机构（表演艺术院团、图书馆为主）一直不怎么发达。
纽约的公共文化布局
纽约人对公共文化艺术的胃口之大，在我们看来简直可算是“贪得无厌”了。窄窄的曼哈顿岛上已经有了三个舞台艺术集中的区域：时报广场周围的百老汇剧场区、下城格林尼治村和以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为龙头的上西区。
那么，纽约的公共文化是如何打破商业文化一统天下的格局，由非营利性机构占得绝对比重的呢？这和政府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由于艺术家的努力和基金会的支持。二战结束以后，美国进入快速发展期，劳动力价格猛涨，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商业艺术成本也迅速上涨；与此同时大学扩招，艺术教育尤甚，大批学了艺术的年轻人不喜欢也找不到商业艺术的工作。他们在传统的百老汇商业剧场以外搞起了“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等小型艺术团体，成本虽比百老汇低得多，却是基本上收不回成本的非营利性事业，需要大量不求回报的财力支持。此时，第一代美国企业家创办的大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开始赞助文化，如福特基金会在1956至1964年间共捐了1230万美元给各地的17个非营利性剧团，四分之一以上给了纽约的四个剧团，其他城市各只有一个。有了基金会的赞助，哪怕百老汇的商业剧场从最高纪录的80多个降到30多个，总体上纽约的戏剧演出还是增加了。尽管不断有人预告戏剧的衰亡，但世界戏剧之都纽约的戏剧其实比以前更加发达，甚至连9・11这么沉重的打击也没造成太大的影响。
9・11以后，全市100多个剧场破天荒关门两天。两天后虽又开了门，但看戏的人数锐减，旅游者不来纽约，纽约人也呆在家里，这就影响到戏剧―――这个吸引游客来纽约的重要行业的生存。于是，市政府想出一个史无前例的救急举动，拨出大笔公款到百老汇买戏票，一部分送给幸存的救火队员和牺牲者的家属以示慰问，一部分用以奖励来纽约消费超过一定金额的旅游者。可这一来，非营利性的外百老汇剧院有意见了，认为他们更应该享受政府的照顾。但政府只是为危机时期的经济考虑，只想抓大放小，没法面面俱到，满足外百老汇的要求。外百老汇的艺术家不肯罢休还要争，不料才过去几个星期，争论还没有结果，观众已经自动地回来了，不少剧院前又排起了长队，甚至比9・11以前还要火。
尽管纽约的文化不靠政府照样这么火，文化人对于政府的缺席一直耿耿于怀，戏剧人尤其不满。他们经常说，英国有皇家国家剧院和皇家莎士比亚剧院，法国有几百年历史的法兰西喜剧院等成系列的国家剧院，德国有遍布全国的国立剧院，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亦然。只有美国是仅有的没有国家剧院的发达国家。因此，近年来，借着世界贸易中心遗址的重建计划，他们又提出了文化建设的议题，要在这块原来完全是商业用途的世贸遗址上，留出三个大中型剧场的位置，交给艺术团体使用。芭蕾、歌剧等各类艺术团体都要争夺这一地盘，当时还在世的剧作家阿瑟・密勒、百老汇著名导演哈罗德・普林斯和电影演员梅瑞尔・斯特丽普等都大力支持一个“美国国家剧院”项目，计划耗资一亿七千万美元。将在新楼中造三个剧场，各为800、700和400个座位，以后每年从全国150个高档次的非营利性剧院中遴选出15个最佳剧作，搬到这里来，每个戏演上六周。根据这个计划，剧院将组成一个五人管理小组（每人年薪十万美元），负责从全国150个地区剧院中挑选最佳剧目。为了使票价能比商业剧便宜，让平民百姓都能来看戏，剧院每年需要1700万至2000万美元的补贴。这些款项也不是政府拨款，来源将主要是私人基金会的捐助。
事实上，美国戏剧家已经做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剧院梦”。从观念上说，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是最有希望的时候。那时经济大萧条，工人大量失业，戏剧工作者也不例外。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破天荒搞起一个“联邦戏剧项目”，给戏剧家发工资，让他们为社区民众廉价演出包括活报剧在内的各种戏剧。可惜那只是个普及性的应急措施，当时还顾不上正规的国家剧院。而且很多坚持“政府越小越好”的保守议员一向反对政府资助艺术，联邦戏剧项目搞了四年就被他们否决了。二战以后，非营利戏剧成了不可抗拒的潮流，纽约冒出了外百老汇和外外百老汇，各地也先后建起好几百个非营利地区剧院。但国会和联邦政府还是十分勉强，只成立了一个总预算比国防部属下的军乐队还少的“国家艺术基金会”，就是不肯出资建一个国家剧院。
艺术家们仍不死心，前赴后继地进行了多次尝试。1965年，非营利性的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落成后，艺术总监赫伯・布劳就想把这个拥有六个演出场所，再加上久负盛名的朱丽亚演艺学院的特大表演艺术中心，当成国家剧院来建设。但是，这位以把《等待戈多》带进监狱出名的学者型导演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林肯中心的戏剧活动很快被占据中心位置的大都会歌剧院抢去了风头。布劳没过几年就黯然离去，到大学当教授去了。1983年，美国最大的非营利剧院纽约大众剧院的艺术总监乔・派普在百老汇也大获成功，影响如日中天，便提出要用他在百老汇赚的钱来建一家国家剧院；1984年先锋派导演彼得・塞勒斯也在他任艺术总监的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打出了“美国国家剧院”的旗号，但都没能得到全国的承认，不久便偃旗息鼓。自1991年起，知名演员通尼・然道又在纽约一家关闭已久的百老汇剧场亮出了“演员国家剧院”的招牌。人们并没把他的“国家剧院”牌子当真，但他还是用惊人的劲头和毅力，赢得了私人和基金会的赞助以及教育局的学校包场，一直扛着这块牌子，坚持作非营利性的演出。
世贸遗址的“美国国家剧院”是个最新的计划。纽约人对公共文化艺术的胃口之大，在我们看来简直可算是“贪得无厌”了。窄窄的曼哈顿岛上已经有了三个舞台艺术集中的区域：时报广场周围的百老汇剧场区、下城格林尼治村和以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为龙头的上西区。相比之下，曼哈顿南端的原世贸中心和附近的华尔街一带一向是金融家和律师的天下，完全以金钱为中心。可现在文化人也要打进来了，要在它的心脏里放进三个剧场，而且是说好了要“赔钱”的剧场。
纽约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公共文化布局主要有两大方面。
首先，大都市除了中心商业区（CBD），还有专门的文化区。纽约的商业中心众所周知是中城的第五大道和时报广场，前者是以购物为主的纯商业区域，后者是商业文化区域，有35个常年营业的大剧场。
非营利性的文化区域也有两个，一个是相对而言自然形成的格林尼治村，是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聚居的地方，周围多的是艺术电影院、中小型外百老汇剧场以及文人们写作、讨论的咖啡馆；旁边就是没有围墙的纽约大学，校园中心的华盛顿广场是众多街头艺术家自由表演的大舞台。另一个是由政府和大公司、基金会合力策划建造的以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为龙头的上西区。这里本来比较穷，1950年代的著名音乐剧《西区故事》里青少年打群架就在这个西区。但自林肯中心建成以后，从这里的两个歌剧院、两个话剧场、两个音乐厅、全美最大的表演艺术图书馆和著名的演艺学院朱利亚学院（含音乐戏剧舞蹈），一直到北边哥伦比亚大学的五十多段街区都渐渐发展起来，成为文化人青睐的住宅区。
周围的商店大多是有个性的小型精品店和高科技店，有好几部反映“雅皮士”生活的著名电视剧如《赛恩飞》、《朋友们》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而且一拍就是近十年，又反过来提升了这个地区的声誉和文化品位。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不但档次一点不比百老汇剧场集中的时报广场商业区低，反而更为高雅且价格并不高，很多咖啡馆甚至比上海的星巴克还便宜。文化人通常认为，时报广场是外地外国旅游者看热闹的地方，而格林尼治村和上西区才是真正有格调的文化区域。
其次，是遍布全市的文化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是公共图书馆。全市有一千多个，大多设备齐全，环境舒适但绝不豪华，还有专为孩子和父母共用的阅读场所。任何人只要出示写有当地收信地址姓名的信封，就可得到免费借书证，一次可借十本之多。美国最大的非营利性剧院的创始人乔・派普出身于贫民家庭，就因为在图书馆迷上了莎士比亚，决心要像图书馆一样为市民提供免费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他和一批同事用一辆卡车拉着布景道具在各公园巡回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后来，市政府为他们的成就所感动，专门拨一幢曾经做过图书馆的大楼，让他们改建成一个拥有四个演出场所的剧场大楼，名为“大众剧院”；政府还在绝不允许盖房子的“都市绿肺”中央公园破例划出一大片地，让他们建成一个两千多座位有最新灯光音响装置的永久性露天剧场，请包括好莱坞明星在内的一流演员来为观众免费演出。市政府在改造42街的红灯区时，也特地让出两段街区，让艺术家建成一排十几个“外百老汇”的中小剧场，演出比百老汇更有探索性的剧目，或者为商业戏剧做试验田。
近二十年来，连原来文化氛围相对较差的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也有了一些大型文化设施，如布鲁克林音乐院（一个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兼容的演出中心）和从曼哈顿搬过去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大力带动了这两个地区的文化发展。
上海的社区文化特色
从纽约的经验来看，商业性的文化产业自有商家来办，真正需要政府扶植的是那些无法赢利，但却能造福平民百姓的文化领域，如社区的图书馆、业余文艺辅导活动等等。
对比上海的情况，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好多个商业中心区，或者说商圈，而且地方越划越大。却一直没有一个类似格林尼治村或者上西区那样的明确的文化圈。大剧院、美术馆、上海博物馆和逸夫舞台按说相距并不算远，却又靠得不够近，形不成合力；它们离纯商业中心很近，却又远远比不上百老汇的气势，很容易被商业淹没。福州路虽有不少书店文具店，但仅有一个逸夫舞台毕竟不成气候；“多伦路文化街”甚至连一个演出场所都没有。与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目标相匹配，上海确实应考虑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布局。
前些年，上海戏剧学院提出了一个名为“戏剧大道”的创意，那是一个将要全面提升上海文化格局的文化圈建设项目：从南京路最西端那片黄金宝地向南，包括上海戏剧学院和它两边的邻居―――儿童艺术剧院和十几个艺术家协会在内，一直到安福路的话剧艺术中心和常熟路的歌剧院，可以建设成类似于纽约格林尼治村那样的上海的高雅文化区。“戏剧大道”这个名字（英文为Theatre Way）中的“大道”二字（英文Way）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并不仅仅指一条马路。此外，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校附近的虹桥地区则适合建设一个另一模式的文化区，类似于朱利亚学院和林肯演艺中心的联合体，既提升艺术教育的条件，又能借用学校的资源，提供社会的文化服务。
这两个文化区域的总体构想都是要成为上海市内独特的文化圈。和人民广场上的上海大剧院及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相比，这两个区域的周边都是具有较高文化产品购买力的住宅区，人气远甚于现有的那两个地标性建筑。当然，在这两个新的文化圈里，最主要也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还是展示表演艺术的剧场群。剧场最能集聚人气，通常是大都市文化圈内的标志性建筑，辅以与影视艺术、视觉艺术、设计艺术相关的公司、工作室、画廊、经纪人事务所，以及具有艺术特色的服务型商业网点如咖啡馆、餐馆、形象设计沙龙等等。鉴于上海的总体目标是建成一个经济文化都繁荣发达的国际大都市，这两个文化圈的规划可以拿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和林肯中心周围的上西区作为参照物，建设成兼有高雅文化和社区文化的区域。
另外，我们还需要比现在更多得多的基础文化设施，包括很多图书馆。上海人口这么多，仅有一个上海图书馆是远远不够的，至少每个街道社区都应该有图书馆。此外，在专业文化团体之外，上海已经有了1800个业余合唱团，但他们大多在公园里露天活动；公园里还有许多热衷于唱戏的市民，多少年来一直只限于清唱，政府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在公园里搭一些大大小小的露天半露天甚至室内的舞台，为他们遮风挡雨，也让戏迷舞迷歌迷们有机会稍微正规一点对着观众表演，进而把艺术水准提高起来。
从纽约的经验来看，商业性的文化产业自有商家来办，真正需要政府扶植的是那些无法赢利，但却能造福平民百姓的文化领域，如社区的图书馆、业余文艺辅导活动等等。
这方面其实我们有一个优于纽约的制度，从文化部到基层的文化馆文化站，就是应该为群众的文化生活服务的，特别是辅导那些集体性的、互动式的、表演类的文化活动。这方面很多社区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基础，有时也找专业人员（包括艺术院校学生）来帮助社区市民，例如把戏曲清唱发展为登台扮演，进而组织起多种多样的业余剧团。不少里弄、小区都有了合唱团、戏曲组、模特队、健身群，既可以自娱自乐，展示才艺，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有社交的机会，可以说是积极的集体心理保健操，有益于身心健康。近两年来，政府支持的文化部门已经开始推动，将目前尚以退休者为主的社区文化更多地拓展到白领中去。例如，在上海高层商务楼最为密集的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青年白领们开始把他们工作所在的社区当成业余文化活动的基地，组织起了话剧社、摄影组、篮球队等传统社区罕见的文化团队。
纽约有不少政府补贴的公寓楼，政府花了不少钱，穷房客却常把房子弄得一塌糊涂，让政府大伤脑筋。有的教授带领大学生去帮助那些穷人，想通过组织集体文艺活动，让他们逐步养成团队精神，改变社区的文化，但由于贫富差距较大以及缺乏集体主义的传统，这个工作很不容易做好。上海就不一样了，住进公寓楼代表了居住条件乃至生活水平的大大提高，小区里有组织有规律的集体文化表演活动，往往可以看出居民的幸福指数。美国的文化人也希望我们能总结出经验来，给全世界的城市做个榜样。因为从环保的角度来看，城市居住方式的主流应该是公寓楼小区，而绝不是高能耗的独家别墅。
只怕大多数美国人不会接受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理念使得他们嫌一家一套的公寓还太拥挤，不自由，只有独家别墅才是理想的居住方式，城里没地方就搬去郊区，甚至乡下，宁可每天远程开车来城里上班。上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纽约在内的许多大城市的内城区都曾被有钱人和中产阶级抛弃，成为穷人聚居的地方，毒品、妓女、黑帮泛滥。内城区的破败带来恶性循环，独家别墅造得离城市越来越远，造成的能耗和污染越来越严重。克林顿当总统时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倡一种“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希望多造成群连体别墅，既降低能耗和污染，又有助于培养社群精神。但多数美国人并没有理会他的建议，还是最爱独家别墅，他们大概很难想象，对众多上海市民来说，高楼森林里的社区文化确实能使城市生活更美好。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与纽约相比，社会主义特色的社区文化也许是我们独特的经验之所在。总的来说，一方面，我们要积极规划上海的都市文化圈，加强专业文化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利用市民自己的文化活动，我们有市民自发的积极性，加上政府的大力推动，世博会将会是上海公共文化的盛大节日。
（原载于《解放日报》 8版思想者 2008－12－14 本网编辑/雨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