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渐行渐远，但是其影响力却已深入城市的肌理。历史证明，世界性重大文化节事，对于一个城市，特别是处于转型发展中的城市影响是无边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对于中国这样一北一南两座世界级城市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上海文化发展和文化空间的打造，必须生产新的文化因素，上海文化的世界性、上海文化的产业和市场特性、文化创新和文化新业态、文化生活和城市品格都将显现新的格局。
上世纪80年以来，一股非常浓郁的怀旧风尚笼罩了整个上海，并向四周甚至海外扩张，形成了一种氛围、一种气质，甚至代表了上海这个国际都会的主要文化特征和文化符号。无论是国外的游客还是国内稍有一定文化层次的游客，对旧上海因素（显然只是某一部分）的喜好都多于对当下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上海。
原因何在？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读：第一，1949年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强大的民族主义，特别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对此前的上海文化构成了很大的消解，但80年代以后，新中国与旧上海的对立场域渐次消失，旧上海的还原与重新叙事成为可能。第二，1949年后，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大都市和她特有的海派文化，包括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突出特征在50年代以后逐渐淡化和消失。而80年代兴起的市场经济恰巧又使上海回归其固有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成为可能，因而，跨越近30年的中断历史而重新回到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情境也成为可能。第三，与上海的历史、人文包括建筑的特征也有很大的关系，谈到上海，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旧上海的那几块地方。旧上海的租界现在依旧是上海最受关注的中心。1949年后，关于旧上海的叙事开始了一种新的变更，上海叙事随着大批转向港台海外的华人得以接续，而这些叙事在80年代后以作品的方式重新回到并影响着人们对上海的认识和想象。1949年到80年代形成了30年的叙事真空，强大的怀旧潮淹没了人们对这30年城市文化构造的深沉和全面的思索，30年间如何处于压抑状态，今天重现如何想象与变形，其中深刻的原因缺乏探讨，前30年创造的丰富的工人文化和空间，在今天城市空间和格局中不应被排除，应重新审视这笔遗产，发挥应有的作用，构成城市历史文脉的丰富性。
“怀旧”本身使1949年以来被淹没的文化因素重新浮现出来，丰富了上海文化历史多元性，同时遮蔽了另外的文化因素，变成了历史的另一种单一和不合理性。比如以张爱玲、新感觉派等为代表文学文化风尚似乎成了旧上海的代名词。“怀旧”及指涉的特有内容，构成了一种传统，到上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他者”，成为上海文化自我认同、自我想象的唯一来源。这种传统带着半殖民地时期浓重的味道，西方文化生活的洋气、小资产阶级养成的格调、没落贵族的腐朽夹杂其中，这种审美倾向某种程度上与江南文化中的柔美特征结合起来，对当代上海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摩登上海”似乎成了上海文学文化的标签，当代上海文学文化更多的是向着虚空的历史回望，现实的巨大张力被撇开不顾，上海就渐次缺少了有影响的大叙事作品，包括文学、戏剧、电影，也缺少了这样有大叙事才华的作家，而叙事作家中女性作家成就整体上优于男性作家，这样的环境似乎也难以容纳这样的作家，马原落户上海却生活在异地，格非则干脆北上发展。
“怀旧”影响的着力点除了文艺创作外，生活方式和建筑空间是另外两个重要的方面。上海老克勒以及小资情调，似乎也成了上海的代名词。世界城市发展经验表明，城市的国际形象或者说文化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历史建筑和遗产所形塑，欧洲大部分城市都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巴黎，比如伦敦。由于上海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发展中对历史建筑和遗产的忽视以及整体规划的不足，在城市国际形象或者文化形象上，忽略了历史街区和建筑。而外滩等西洋式建筑、石库门、当年租界地带的街区得以成为旧上海的代表（不能否认以东方明珠塔为地标的陆家嘴也成为上海现代性的另一个与旧上海因素对峙的符号，与外滩遥遥相对，各自散发出巨大的能量），显然也与片面的“怀旧”风尚是一致的。
当然从历史街区和建筑的角度看，也有其复杂性，就是世界性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空间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注意新世纪以来，随着上海创意园区崛起，对工业建筑（包括1949年以来的老厂房、老仓库、老码头等）的兴趣，延续了对后现代建筑空间的厚爱，客观上打破了对租借时期建筑的隐秘性单一爱好，新的文化符号扩展了新的文化空间，在空间层增添了“怀旧”的内容。这些新的因子，需要我们深度关注。
“怀旧”割断了上海文化历史的连续性，遮蔽了文化传统的多样性，缺乏了历史的姿态，迷失在想象中，影响着文艺创作、审美风尚甚至批评判断。面对新的文化空间，重新审视狭隘的“怀旧”风，对历史资源做整体观，充分地拥抱历史和现实，就能够走出一片新的文化天地。
京派与海派之争近代以来影响深远，北京上海“双城”的文化差异和特征，这种历史的影子一直没有消失，在当代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当年关于京派海派的特征与这两座城市如影随形。比如北京的政治权力中心影响其文化，上海的经济中心影响其文化。1949年以来，由于北京政治文化中心的确立，上海工商业城市的转型，文化中心的北移是必然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人们忽然发现，上海文化似乎一下子与北京有了巨大的差距。与此同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在中国乃至远东重要的文化中心地位又成为上海人比照的坐标，构成上海当代怀旧文化另一个层面，就是上世纪全盛时期的文化辉煌成为压在心头的过度焦虑。
这种焦虑也是阵痛，在新的历史机遇中可能得到释放。在新世纪10年，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和上海城市又一次转型发展的强大历史动力，对上海文化跨越京派海派的藩篱，走向新途是一个契机。
由于目前仍然存在作协和文联这样半官方组织和户籍以及专业作家艺术家制度，产生了作家地域化区分，有所谓北京作家上海作家，我们很少听说过“伦敦作家”或“巴黎作家”这样的概念。国际大都市文化生产已经有着充分的世界性，美国好莱坞制作人和艺术家来自全球，伦敦西区音乐、戏剧生产者也同样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论者把上海的“原创”和“码头”分开，其实，有码头就一定会有原创，因为我们往往简单地把原创者进行地域的归属。上海在电影、时尚、设计、演艺、出版、旅游、会展、体育等诸多方面都已经形成重要的市场，需要我们有更高端的顶层设计和高端人才的操盘，原创的积聚是必然的。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内涵已经扩展，文化发展已经进入广义的范畴，要关注新兴文化生产，对上海文化的认识也会有另外的判断向度。比如上海的电影产业，电影制作和院线，网络游戏几乎占据了全国半壁江山，网络文学以及新一代网络作家的出现，都值得关注，不应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作家”“艺术家”范畴。所以对上海来说，新的文化业态产生、网络文化的发展都是新的文化生产要素，新的文化空间、新的文化因素值得认真对待。
与北京不同的是，上海体制内的文化机构远少于北京，包括上海文化艺术类的高等院校也远少于北京，因而北京的文化空间资源有着多样选择，文化人生存发展的机会多于上海，这就是“北漂”现象的原因。但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发展各种因素的此消彼长，民营文化力量的凸显，上海需要对民营文化力量的大力扶持，防止体制空间挤压民间空间，对体制内的文化单位不必简单的归并，而是让他们在竞争中成长。
上海城市近代以来的契约精神，使上海文化市场的培育比较健康，市民的文化消费意识不断增强，一个稳定健康的文化消费市场最终可能决定一个城市文化的未来。
这两年北京上海不约而同地给城市文化发展进行定位，北京确立建设“有重大影响力的全国文化中心”，上海则以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来定位，两者可以说都是基于自己的历史资源和发展特点。北京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影响，比较注重由内向外，上海强调的是中外文化互相交流，是双向运动；北京着眼于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化中心，上海着重的是全球文化积聚中心；北京文化更注重传统、政治和民族性，上海则集中于现代、市场和全球性。对这种定位的推演未必准确，但可以补充京沪文化可能的差异化特征，决定了上海应充分注重文化交流、文化创新和文化市场的发展。同时，我们应当建立对上海这样一座国际都会超越性的文化价值的判断和理解，某种程度上，上海在生活方式、消费观念、时尚风向、先锋意识等诸多方面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从历史到当下被称为“魔都”绝不偶然。
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渐行渐远，但是其影响力却已深入城市的肌理。历史证明，世界性重大文化节事，对于一个城市，特别是处于转型发展中的城市影响是无边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对于中国这样一北一南两座世界级城市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世博会的举办及其遗产利用的战略思考和历史抉择，放大了世博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不到两年的发展已经证实了这种跨越，迪斯尼落户浦东、国家馆改建为中华艺术宫，城市未来馆变身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加上奔驰演艺中心，隔江相望的徐汇滨江梦中心的打造，世博遗址的文化选择将改变上海文化空间的构成，即以世博遗址为中心的浦江两岸将成为上海新的城市文化中心。
上海文化发展和文化空间的打造，必须生产新的文化因素，上海文化的世界性、上海文化的产业和市场特性、文化创新和文化新业态、文化生活和城市品格都将显现新的格局。
可以期待，一个既连接历史又根植于当代、面向世界的新海派文化正在崛起。（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编辑：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