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 柳森 曹静
2月7日，上戏实验剧院将上演大型原创话剧《前哨》，文学博士黄昌勇首次担任编剧。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也是社会的“前哨”。对于艺术教育，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也不乏思考。
黄昌勇
1966年出生，河南潢川人，文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中国剧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全球城市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上海戏剧学院全球城市(上海)文化观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不曾忘却的纪念
《前哨》被设定在2020年。
一所艺术大学内，两位导演系研究生正在导师的指导下，排演一部写于30年前却未完成的剧本，力图再现左联五烈士的故事。
随着师生之间的交流不断推进，两位年轻人更加理解了90年前五位青年作家的人生选择，也解开了30年前剧本为何未能完成这一悬念。
嵌套式的戏中戏结构，为观众搭建起三个可以互相穿越、互相理解的时空：“90年前，他们不肯顺流而下，用青春和信仰去解时代的镣铐。90年后，我们追踪他们用鲜血拓下的足印，以初心召唤未来的征途。”
解放周末：您是文学博士，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志业，2010年到上戏工作后，转入城市文化、文化产业、艺术管理等领域的研究。真正作为一名编剧来写剧本，还是头一回吧？您是怎么会想到要写这个剧本的？
黄昌勇：《前哨》这个话剧的由来说起来复杂，实际上又很简单。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硕士，跟随导师郑择魁先生研究30年代的左翼文学。1991年，我来到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接到硕士生导师的一个任务：为左联五烈士写一部评传。为此，要把导师郑择魁、师兄彭耀春和我自己关于左联五烈士的研究成果全部汇集起来，由我执笔。
当时，为了写这部评传，我把五位作家的家乡都跑了一遍，能采访、调查的都采访、调查了，做了很多工作。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我对五烈士的生平事迹、文学成就等都非常熟悉。
2010年我到上戏工作，虽然早年对戏剧的接触更多停留在文本，但到了上戏之后，就不能不关注舞台艺术。我看了很多戏，也陆续看了二十多部中外关于编剧的书，还翻了不少剧本，有了些积累。两年前，我萌生了把五烈士的故事搬上话剧舞台的想法。
解放周末：据说，听说您准备写剧本后，来劝的朋友挺多？
黄昌勇：是的。就连最好的朋友都来劝我：别冒这个险，写砸了怎么办？还有人说，你弄个大纲，找专业的编剧来合作。提各种建议的都有。但我还是觉得非得自己写，不写不行。
去年1月13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夕，我们成立了剧本创意团队，开始讨论大纲，3个月左右时间，前后6稿。等到7月下旬，我一个人到苏州闭关了两周，每天写12个小时，一鼓作气完成了两万多字的第一稿，后来又修改了5稿。
现在回过头来看，促使我一气呵成地完成剧本的，还是我自己的本心。一方面，我想写，更想写好。另一方面，因为曾经对这段历史、对相关的文本有过深入的研究，我对所有人物、素材已经熟烂于心。这为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解放周末：剧中，您是如何用当代视角呈现90年前那段革命历史的？
黄昌勇：我想，还是在五位青年在人生道路中一次次选择过程中展现，他们是如何对待友情、爱情、亲情的，又是如何对待家国情的。通过这一次次选择，告诉观众，他们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革命，绝对不是盲目的、冲动的，而是站在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任的信念上，抱着理想主义，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个戏有三层结构，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90年代和2020年，互相交织，观察角度层次更多。2020年的这条当代线，既有叙事的成分，也有评论的成分，它让当代青年和历史人物直接发生对话、直接产生联系，从而扩大红色题材的阐述角度和层次。
所以，我们的舞台上经常会出现打破时空的场景。比方说，殷夫与大哥告别这场雨中戏。诀别身为国民党军队高官的哥哥，此后“各走前途”的殷夫独自走在雨中。此时，90年后的导演系研究生默默地撑了一把伞过去。没有任何语言，就是一个打破时空的对接。但观众一看就明白，这是一种理解，也是一种召唤。
专注才能够出好东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五烈士牺牲90周年之际诞生的《前哨》，显然铭刻着强烈的使命感。
从成立剧本创意小组、讨论剧本大纲开始，《前哨》工作室中穿梭的师生始终紧张且忙碌。演出日益临近，导演和演员在排练厅内做最后一轮打磨，上戏实验剧院也已开始装台，5.1声道的音响布置就绪……
编剧黄昌勇、导演马俊丰、艺术顾问田沁鑫、音乐总监许忠、视觉总监郑大圣、领衔主演袁弘、特邀主演王洛勇、海一天……集结了上戏乃至整个上海台前幕后的最强班底。
黄昌勇希望，这不是一部只演一轮几场的戏——希望经过打磨之后，它可以留下来、一演再演、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解放周末：能把那么多精兵强将集结到一起并不容易。如何确保大家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
黄昌勇：我要求大家必须专注，去掉浮躁，真的把这一次的创排当作艺术来做，而不是当作一个“活”来干。
这一次，我们对创作团队的要求很高。我和导演、舞台设计等主创有言在先，整个创作过程中，不允许接其他创作任务。结果，他们都做到了，不仅“泡”在这个戏里，而且天天加班加点。
解放周末：您为什么这么强调专注？
黄昌勇：只有专注才能够出好东西。
拿我们学校来说，1945年成立之后，上戏为这个时代提供了很多精品力作，经常带作品进京演出，校内的演出也很受社会各界关注。近些年，我们对创作依然非常重视，但是，说真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象级作品还是少了点。
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心里也很着急。我一直在思考：明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火热的时代，有着火热的生活，有这么丰富的题材，为什么我们的精品力作反而少了？
解放周末：您找到原因了吗？
黄昌勇：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原因，是现在大家都有点浮躁，不能够静下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一部作品的创作中。一个作品从选题、立项到完成，往往就几个月，为长期而做的创作打算很少了。
第二个原因是，大家可能还是太功利了。很多创作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纯粹就是为了抢某个具体的时间节点，而不是做充分的准备，从内心出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创作。如果是后者，我相信，当一种积累或者情感在心底积蓄已久，创作的欲望喷薄而出，创作者本人一定能够感受到且十分珍视。通常，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形成的创作，一定不会差。
我能想到的第三个原因是，舞台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是需要“集团作战”的。“集团作战”，不仅仅指灯、服、道、效、化等多部门的合作，还应该包括方方面面。
所以，这次创作，我希望追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不管最后能够达到什么层次，“三精”的追求在创作管理上会始终伴随。
解放周末：这一次，主创团队怎么想到请袁弘来演柔石？
黄昌勇：这个戏对演员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我们不一定要找明星、找流量，但一定要找适合这个角色的演员。大家一致认为袁弘不错，正好袁弘也有档期。
从排练来看，袁弘确实很认真、很投入。他家在北京，为了演这部剧，最近一直都住在上海，太太也来了。我还看到，有些演员排练的时候还要看台词，袁弘很早就把剧本扔开、不用看了，说明他是下了功夫的。
艺术不仅仅是技术
进入寒假时间的上戏校园比往常更添了一份静谧。但事实上，备受关注的艺考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中。
近年来，“艺考热”不断升温。报考上戏的考生数量连年上升，从2012年到2017年翻了一倍，到2019年又翻了一倍。
应对艺考，上戏在招生上也屡有变化，除邀请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校友来当主考官，还更加强调文化课成绩。
这背后，是教育对艺术的“冷思考”。
解放周末：对考生的文化课要求为什么越来越高？
黄昌勇：提高文化课分数线，我们从10年前就开始提倡。到目前为止，艺术管理、戏剧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制作，我们已经有5个专业实现了一本招生。这个变化力度很大，上戏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艺术院校的前列。
我刚来上戏时，一些教师就明确提出一个观点：学艺术似乎跟文化课成绩高低没有关系。这个观念当时在艺术界还相当普遍。
但我认为，“艺术技术化”其实是不对的。艺术要讲技术，它也确实有一套程式，需要大量的专业训练。但绝不能说艺术跟文化没关系。许多中国传统的戏曲演员，尽管教育层次不高，但一直在学习、吸收，最终依靠文化修养和底蕴，保证了艺术生命常青。而国外很多知名演艺人员都是名校毕业的，学历高、综合素质好。
学艺术文化成绩就可以低一点，对此我不认同。艺考不应该成为文化课学习成绩不好的考生的一条特殊通道。
解放周末：会不会因为抬高了分数线，损失了一些有艺术天赋的好苗子？
黄昌勇：我觉得不会。大规模的招生，总有个别有天赋的学生会被漏掉。既然总是会“漏掉”，不如普遍提高分数线，让学生整体上的成才率更高。从我们的角度，一定会想办法挑选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更强的学生。
解放周末：文化课分数线提高后，教师反馈如何？
黄昌勇：我们现在有两种声音。绝大部分教师认为这种变化是好的，招来的学生学习能力更强、主动性更强、可塑性更强，更利于教学。但也有老师认为，有些高分学生艺术特点不够。
应该说，新的招生变化对老师是有挑战的。我们可以通过教学方法、知识结构的调整，去积极适应新的变化。这些都会倒逼着我们前进。
解放周末：现在能看到这一变化带来的效果了吗？
黄昌勇：还不能马上看出来，但我相信很快就能看出来。
学生都有一段成长期。许多演员看上去是一夜成名，但其实是毕业了10年以上才慢慢获得今天的成就。教育是需要时间检验的。我们这10年的改革，包括对文化课要求的提高，相信会在将来显示出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解放周末：一些年轻人可能还来不及度过自己的成长期，就急于拍戏、出名。您怎么看？
黄昌勇：要获得成功，抓住机会当然重要，但我们对学生的基本功和后劲更加看重。虽然说“流量为王”“粉丝经济”，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演艺圈是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在热闹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真正能够一直留在舞台上的，还是那些有功底、有定力的人。
所以，我觉得，学生在学校学习的这几年真的非常宝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经历也将是他们艺术生涯的“前哨”。
作为艺术院校，我们一方面要做好学生求学期间的引导和管理，另一方面，也要想尽办法，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和锻炼机会。我们也希望，社会和家长能够放眼长远，不要急于求成。
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2020年12月，上戏迎来75周年校庆。
没有大规模的校庆活动，上戏以一场表演系教授陈明正从艺7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一场世界戏剧院校校长论坛度过了自己的生日。
前者，是面向过去的总结与传承；后者，是面向未来的探讨与交流。
站在“十三五”与“十四五”更替的时间节点上，作为院长，黄昌勇迫切感到了再出发的压力。
解放周末：近些年来，中戏、上戏、北电这三所艺术类高校总是被屡屡提及，甚至拿来比较。您怎么看？
黄昌勇：现在中国顶级的表演艺术院校确实主要还是这三所学校。跟北电、中戏比，我们有优势，也有先天的不足。
我们必须承认，北京整体的文化实力和氛围比上海要好。上戏很多知名校友常住北京，大部分都在北京发展。北京的整个艺术生态非常多元，产业链丰富、完整。目前为止，上海同北京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而这个距离也决定了，上戏和中戏、北电在发展上有着不一样的平台、不一样的生态。
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文化生态的不同，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先天不足”。比如，那些在进校之前已经成名的考生，一般不大会选上戏。他们基本上要么选北电，要么选中戏。这就注定了，在起步阶段，我们的“先发”优势可能会比这两所学校弱一些。
解放周末：上戏的优势又在哪里？
黄昌勇：上戏的学科更加全面，涵盖戏剧、戏曲、舞蹈、影视多媒体等板块，学科相对更加综合。另外，和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气质相契合，我们一直在以开放的心态来办学。包括国外同行、国际剧协带来的资源，国内院团的资源，欧美一些比较先进的教学方法、表演流派等，我们都在吸收、实践。应该说，这些年上戏还是有自己的追求的。
所以，确实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对上海这座城市情有独钟，对上戏的开放性、综合性更为青睐。这也促使上戏更加努力，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解放周末：近些年来，以王景春、廖凡、胡歌等为代表的上戏毕业生成了影视界中坚力量。从他们身上，能否看出上戏的某些特点？
黄昌勇：上戏毕业生应当说还是有影响力的。他们有实力，有专业操守，比较低调，不冒进，不一味地宣传自己，这和上海这座城市的特点是契合的。现在，除了一批“越陈越香”的中青年演员，更年轻的新生代也开始慢慢崭露头角。比如，木偶专业毕业的彭昱畅在影视界发展得不错。而这，正体现了上戏综合性强的特点。
解放周末：进入某个专业，结果却在另一个专业上做出了成绩，这是个别现象，还是具有普遍意义？
黄昌勇：这在专业艺术学院中并不鲜见。
我们戏文系的毛卫宁校友成为知名电视剧导演，表演系的徐峥在导演方面也成绩斐然，舞台美术系培养了一大批美术家，比如享誉全球的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在上戏读的是舞台美术系。美术界的“上戏现象”值得总结。
有人觉得很奇怪：戏剧学院怎么会培养出一大批知名画家和当代艺术家？
其实，艺术院校培养人才，就应该既强调专业性，又强调交叉性。不同学科的学生交流、切磋、合作，彼此之间耳濡目染，利于他们的成长。也因此，在艺术教育中如何处理专业性和宽基础的关系，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还在思考，如果自学生入校开始，就给他们提供更大的平台、更丰富的教育资源，是否会出现更多的优秀人才。
不久前，我们学校提出，用三年的时间对目前17个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修订。这次修订不是一个简单的课程调整，深层次上是艺术观念、培养理念的改变。在这次调整中，我们可能会对以前所坚守的，或者是取得过巨大成绩的人才培养模式，勇于进行改革；会对没有形成体系和标准的教学内容，进行体系化、标准化；会对一开始就进入专业化、进入狭窄的人才培养通道做出改变。教育部提倡新文科建设，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打破过于专业的培养模式上进行尝试。
释放艺术文化辐射力
从华山路校门步入上戏校园，青红砖清水外墙的熊佛西楼、具有现代风格的图书馆、不时传来话剧排练声的红楼……建筑精致，景色宜人，让匆匆的脚步一再放慢，但仍然没多久就走到了面向延安西路的北校门。
位于市中心的上戏校园，很难向外部拓展。但黄昌勇早已对这看得见的“小”释怀。
对城市文化、文化产业有所研究的他深谙一个道理：空间的能级和文化辐射力，比空间的大小更重要。
解放周末：去年底，华山路校区关闭了校门口的小店。经过整合之后，全新的上戏艺术书店正式亮相。听说，开这家书店是您的一个愿望？
黄昌勇：上戏校园里曾经有一个书店，在图书馆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清理了。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我认为，一所大学除了有图书馆以外，还应该有书店，最好还不止一家书店。很多世界知名大学的周围，都会形成一个书店集群。书店和大学、学者、学术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
这一次，我们借了“东风”——教育主管部门号召每所大学要办书店，上海市教委、新闻出版局、静安区政府也大力支持，终于有机会让书店落地。
解放周末：书店从图书馆内挪到校门口外，是否也意味着，希望与周边社区进行更多的交流互动？
黄昌勇：是的，书店不仅能提升校内的人文艺术氛围，对整个区域，甚至对整个上海都会有所提升。
事实上，我们准备对上戏的华山路沿线进行一个整体打造，上戏艺术书店是规划中的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将把华山路620号改造成上戏美术馆，随后把上戏实验剧院门口的区域开放出来，成为一个公共空间。这里有紧跟国际艺术前沿的图书、展览、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动。上戏也会和整个社区之间形成更多的互动。相信这样打造出的“华山路艺术生态区”，将释放出更大的文化辐射力。
解放周末：人们走在华山路上，随时可以到这里看看、逛逛，哪怕只是喝一杯咖啡。
黄昌勇：是的。上海市民是有很多这样的文化消费需求的。我们想从校门口的这块空间出发，做一点努力。
华山路本身就位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有许多名人故居、保护建筑。华山路上的上戏，加上安福路上的上海话剧中心，可说是上海话剧的策源地。以此为中心，向西向南，有位于徐家汇的上剧场、虹桥路上的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位于西岸的剧场群；向东，可串联起静安戏剧谷，延伸至位于黄浦区的演艺大世界。这一条线构成了上海的戏剧文化带。它目前已经成形了，但如何做出规模、品牌和影响力，还需要更好的规划和进一步提升。
2月7日，上戏实验剧院将上演大型原创话剧《前哨》，文学博士黄昌勇首次担任编剧。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也是社会的“前哨”。对于艺术教育，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也不乏思考。
黄昌勇
1966年出生，河南潢川人，文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中国剧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全球城市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上海戏剧学院全球城市(上海)文化观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不曾忘却的纪念
《前哨》被设定在2020年。
一所艺术大学内，两位导演系研究生正在导师的指导下，排演一部写于30年前却未完成的剧本，力图再现左联五烈士的故事。
随着师生之间的交流不断推进，两位年轻人更加理解了90年前五位青年作家的人生选择，也解开了30年前剧本为何未能完成这一悬念。
嵌套式的戏中戏结构，为观众搭建起三个可以互相穿越、互相理解的时空：“90年前，他们不肯顺流而下，用青春和信仰去解时代的镣铐。90年后，我们追踪他们用鲜血拓下的足印，以初心召唤未来的征途。”
解放周末：您是文学博士，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志业，2010年到上戏工作后，转入城市文化、文化产业、艺术管理等领域的研究。真正作为一名编剧来写剧本，还是头一回吧？您是怎么会想到要写这个剧本的？
黄昌勇：《前哨》这个话剧的由来说起来复杂，实际上又很简单。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硕士，跟随导师郑择魁先生研究30年代的左翼文学。1991年，我来到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接到硕士生导师的一个任务：为左联五烈士写一部评传。为此，要把导师郑择魁、师兄彭耀春和我自己关于左联五烈士的研究成果全部汇集起来，由我执笔。
当时，为了写这部评传，我把五位作家的家乡都跑了一遍，能采访、调查的都采访、调查了，做了很多工作。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我对五烈士的生平事迹、文学成就等都非常熟悉。
2010年我到上戏工作，虽然早年对戏剧的接触更多停留在文本，但到了上戏之后，就不能不关注舞台艺术。我看了很多戏，也陆续看了二十多部中外关于编剧的书，还翻了不少剧本，有了些积累。两年前，我萌生了把五烈士的故事搬上话剧舞台的想法。
解放周末：据说，听说您准备写剧本后，来劝的朋友挺多？
黄昌勇：是的。就连最好的朋友都来劝我：别冒这个险，写砸了怎么办？还有人说，你弄个大纲，找专业的编剧来合作。提各种建议的都有。但我还是觉得非得自己写，不写不行。
去年1月13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夕，我们成立了剧本创意团队，开始讨论大纲，3个月左右时间，前后6稿。等到7月下旬，我一个人到苏州闭关了两周，每天写12个小时，一鼓作气完成了两万多字的第一稿，后来又修改了5稿。
现在回过头来看，促使我一气呵成地完成剧本的，还是我自己的本心。一方面，我想写，更想写好。另一方面，因为曾经对这段历史、对相关的文本有过深入的研究，我对所有人物、素材已经熟烂于心。这为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解放周末：剧中，您是如何用当代视角呈现90年前那段革命历史的？
黄昌勇：我想，还是在五位青年在人生道路中一次次选择过程中展现，他们是如何对待友情、爱情、亲情的，又是如何对待家国情的。通过这一次次选择，告诉观众，他们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革命，绝对不是盲目的、冲动的，而是站在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任的信念上，抱着理想主义，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个戏有三层结构，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90年代和2020年，互相交织，观察角度层次更多。2020年的这条当代线，既有叙事的成分，也有评论的成分，它让当代青年和历史人物直接发生对话、直接产生联系，从而扩大红色题材的阐述角度和层次。
所以，我们的舞台上经常会出现打破时空的场景。比方说，殷夫与大哥告别这场雨中戏。诀别身为国民党军队高官的哥哥，此后“各走前途”的殷夫独自走在雨中。此时，90年后的导演系研究生默默地撑了一把伞过去。没有任何语言，就是一个打破时空的对接。但观众一看就明白，这是一种理解，也是一种召唤。
专注才能够出好东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五烈士牺牲90周年之际诞生的《前哨》，显然铭刻着强烈的使命感。
从成立剧本创意小组、讨论剧本大纲开始，《前哨》工作室中穿梭的师生始终紧张且忙碌。演出日益临近，导演和演员在排练厅内做最后一轮打磨，上戏实验剧院也已开始装台，5.1声道的音响布置就绪……
编剧黄昌勇、导演马俊丰、艺术顾问田沁鑫、音乐总监许忠、视觉总监郑大圣、领衔主演袁弘、特邀主演王洛勇、海一天……集结了上戏乃至整个上海台前幕后的最强班底。
黄昌勇希望，这不是一部只演一轮几场的戏——希望经过打磨之后，它可以留下来、一演再演、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解放周末：能把那么多精兵强将集结到一起并不容易。如何确保大家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
黄昌勇：我要求大家必须专注，去掉浮躁，真的把这一次的创排当作艺术来做，而不是当作一个“活”来干。
这一次，我们对创作团队的要求很高。我和导演、舞台设计等主创有言在先，整个创作过程中，不允许接其他创作任务。结果，他们都做到了，不仅“泡”在这个戏里，而且天天加班加点。
解放周末：您为什么这么强调专注？
黄昌勇：只有专注才能够出好东西。
拿我们学校来说，1945年成立之后，上戏为这个时代提供了很多精品力作，经常带作品进京演出，校内的演出也很受社会各界关注。近些年，我们对创作依然非常重视，但是，说真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象级作品还是少了点。
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心里也很着急。我一直在思考：明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火热的时代，有着火热的生活，有这么丰富的题材，为什么我们的精品力作反而少了？
解放周末：您找到原因了吗？
黄昌勇：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原因，是现在大家都有点浮躁，不能够静下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一部作品的创作中。一个作品从选题、立项到完成，往往就几个月，为长期而做的创作打算很少了。
第二个原因是，大家可能还是太功利了。很多创作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纯粹就是为了抢某个具体的时间节点，而不是做充分的准备，从内心出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创作。如果是后者，我相信，当一种积累或者情感在心底积蓄已久，创作的欲望喷薄而出，创作者本人一定能够感受到且十分珍视。通常，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形成的创作，一定不会差。
我能想到的第三个原因是，舞台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是需要“集团作战”的。“集团作战”，不仅仅指灯、服、道、效、化等多部门的合作，还应该包括方方面面。
所以，这次创作，我希望追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不管最后能够达到什么层次，“三精”的追求在创作管理上会始终伴随。
解放周末：这一次，主创团队怎么想到请袁弘来演柔石？
黄昌勇：这个戏对演员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我们不一定要找明星、找流量，但一定要找适合这个角色的演员。大家一致认为袁弘不错，正好袁弘也有档期。
从排练来看，袁弘确实很认真、很投入。他家在北京，为了演这部剧，最近一直都住在上海，太太也来了。我还看到，有些演员排练的时候还要看台词，袁弘很早就把剧本扔开、不用看了，说明他是下了功夫的。
艺术不仅仅是技术
进入寒假时间的上戏校园比往常更添了一份静谧。但事实上，备受关注的艺考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中。
近年来，“艺考热”不断升温。报考上戏的考生数量连年上升，从2012年到2017年翻了一倍，到2019年又翻了一倍。
应对艺考，上戏在招生上也屡有变化，除邀请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校友来当主考官，还更加强调文化课成绩。
这背后，是教育对艺术的“冷思考”。
解放周末：对考生的文化课要求为什么越来越高？
黄昌勇：提高文化课分数线，我们从10年前就开始提倡。到目前为止，艺术管理、戏剧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制作，我们已经有5个专业实现了一本招生。这个变化力度很大，上戏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艺术院校的前列。
我刚来上戏时，一些教师就明确提出一个观点：学艺术似乎跟文化课成绩高低没有关系。这个观念当时在艺术界还相当普遍。
但我认为，“艺术技术化”其实是不对的。艺术要讲技术，它也确实有一套程式，需要大量的专业训练。但绝不能说艺术跟文化没关系。许多中国传统的戏曲演员，尽管教育层次不高，但一直在学习、吸收，最终依靠文化修养和底蕴，保证了艺术生命常青。而国外很多知名演艺人员都是名校毕业的，学历高、综合素质好。
学艺术文化成绩就可以低一点，对此我不认同。艺考不应该成为文化课学习成绩不好的考生的一条特殊通道。
解放周末：会不会因为抬高了分数线，损失了一些有艺术天赋的好苗子？
黄昌勇：我觉得不会。大规模的招生，总有个别有天赋的学生会被漏掉。既然总是会“漏掉”，不如普遍提高分数线，让学生整体上的成才率更高。从我们的角度，一定会想办法挑选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更强的学生。
解放周末：文化课分数线提高后，教师反馈如何？
黄昌勇：我们现在有两种声音。绝大部分教师认为这种变化是好的，招来的学生学习能力更强、主动性更强、可塑性更强，更利于教学。但也有老师认为，有些高分学生艺术特点不够。
应该说，新的招生变化对老师是有挑战的。我们可以通过教学方法、知识结构的调整，去积极适应新的变化。这些都会倒逼着我们前进。
解放周末：现在能看到这一变化带来的效果了吗？
黄昌勇：还不能马上看出来，但我相信很快就能看出来。
学生都有一段成长期。许多演员看上去是一夜成名，但其实是毕业了10年以上才慢慢获得今天的成就。教育是需要时间检验的。我们这10年的改革，包括对文化课要求的提高，相信会在将来显示出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解放周末：一些年轻人可能还来不及度过自己的成长期，就急于拍戏、出名。您怎么看？
黄昌勇：要获得成功，抓住机会当然重要，但我们对学生的基本功和后劲更加看重。虽然说“流量为王”“粉丝经济”，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演艺圈是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在热闹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真正能够一直留在舞台上的，还是那些有功底、有定力的人。
所以，我觉得，学生在学校学习的这几年真的非常宝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经历也将是他们艺术生涯的“前哨”。
作为艺术院校，我们一方面要做好学生求学期间的引导和管理，另一方面，也要想尽办法，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和锻炼机会。我们也希望，社会和家长能够放眼长远，不要急于求成。
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2020年12月，上戏迎来75周年校庆。
没有大规模的校庆活动，上戏以一场表演系教授陈明正从艺7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一场世界戏剧院校校长论坛度过了自己的生日。
前者，是面向过去的总结与传承；后者，是面向未来的探讨与交流。
站在“十三五”与“十四五”更替的时间节点上，作为院长，黄昌勇迫切感到了再出发的压力。
解放周末：近些年来，中戏、上戏、北电这三所艺术类高校总是被屡屡提及，甚至拿来比较。您怎么看？
黄昌勇：现在中国顶级的表演艺术院校确实主要还是这三所学校。跟北电、中戏比，我们有优势，也有先天的不足。
我们必须承认，北京整体的文化实力和氛围比上海要好。上戏很多知名校友常住北京，大部分都在北京发展。北京的整个艺术生态非常多元，产业链丰富、完整。目前为止，上海同北京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而这个距离也决定了，上戏和中戏、北电在发展上有着不一样的平台、不一样的生态。
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文化生态的不同，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先天不足”。比如，那些在进校之前已经成名的考生，一般不大会选上戏。他们基本上要么选北电，要么选中戏。这就注定了，在起步阶段，我们的“先发”优势可能会比这两所学校弱一些。
解放周末：上戏的优势又在哪里？
黄昌勇：上戏的学科更加全面，涵盖戏剧、戏曲、舞蹈、影视多媒体等板块，学科相对更加综合。另外，和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气质相契合，我们一直在以开放的心态来办学。包括国外同行、国际剧协带来的资源，国内院团的资源，欧美一些比较先进的教学方法、表演流派等，我们都在吸收、实践。应该说，这些年上戏还是有自己的追求的。
所以，确实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对上海这座城市情有独钟，对上戏的开放性、综合性更为青睐。这也促使上戏更加努力，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解放周末：近些年来，以王景春、廖凡、胡歌等为代表的上戏毕业生成了影视界中坚力量。从他们身上，能否看出上戏的某些特点？
黄昌勇：上戏毕业生应当说还是有影响力的。他们有实力，有专业操守，比较低调，不冒进，不一味地宣传自己，这和上海这座城市的特点是契合的。现在，除了一批“越陈越香”的中青年演员，更年轻的新生代也开始慢慢崭露头角。比如，木偶专业毕业的彭昱畅在影视界发展得不错。而这，正体现了上戏综合性强的特点。
解放周末：进入某个专业，结果却在另一个专业上做出了成绩，这是个别现象，还是具有普遍意义？
黄昌勇：这在专业艺术学院中并不鲜见。
我们戏文系的毛卫宁校友成为知名电视剧导演，表演系的徐峥在导演方面也成绩斐然，舞台美术系培养了一大批美术家，比如享誉全球的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在上戏读的是舞台美术系。美术界的“上戏现象”值得总结。
有人觉得很奇怪：戏剧学院怎么会培养出一大批知名画家和当代艺术家？
其实，艺术院校培养人才，就应该既强调专业性，又强调交叉性。不同学科的学生交流、切磋、合作，彼此之间耳濡目染，利于他们的成长。也因此，在艺术教育中如何处理专业性和宽基础的关系，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还在思考，如果自学生入校开始，就给他们提供更大的平台、更丰富的教育资源，是否会出现更多的优秀人才。
不久前，我们学校提出，用三年的时间对目前17个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修订。这次修订不是一个简单的课程调整，深层次上是艺术观念、培养理念的改变。在这次调整中，我们可能会对以前所坚守的，或者是取得过巨大成绩的人才培养模式，勇于进行改革；会对没有形成体系和标准的教学内容，进行体系化、标准化；会对一开始就进入专业化、进入狭窄的人才培养通道做出改变。教育部提倡新文科建设，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打破过于专业的培养模式上进行尝试。
释放艺术文化辐射力
从华山路校门步入上戏校园，青红砖清水外墙的熊佛西楼、具有现代风格的图书馆、不时传来话剧排练声的红楼……建筑精致，景色宜人，让匆匆的脚步一再放慢，但仍然没多久就走到了面向延安西路的北校门。
位于市中心的上戏校园，很难向外部拓展。但黄昌勇早已对这看得见的“小”释怀。
对城市文化、文化产业有所研究的他深谙一个道理：空间的能级和文化辐射力，比空间的大小更重要。
解放周末：去年底，华山路校区关闭了校门口的小店。经过整合之后，全新的上戏艺术书店正式亮相。听说，开这家书店是您的一个愿望？
黄昌勇：上戏校园里曾经有一个书店，在图书馆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清理了。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我认为，一所大学除了有图书馆以外，还应该有书店，最好还不止一家书店。很多世界知名大学的周围，都会形成一个书店集群。书店和大学、学者、学术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
这一次，我们借了“东风”——教育主管部门号召每所大学要办书店，上海市教委、新闻出版局、静安区政府也大力支持，终于有机会让书店落地。
解放周末：书店从图书馆内挪到校门口外，是否也意味着，希望与周边社区进行更多的交流互动？
黄昌勇：是的，书店不仅能提升校内的人文艺术氛围，对整个区域，甚至对整个上海都会有所提升。
事实上，我们准备对上戏的华山路沿线进行一个整体打造，上戏艺术书店是规划中的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将把华山路620号改造成上戏美术馆，随后把上戏实验剧院门口的区域开放出来，成为一个公共空间。这里有紧跟国际艺术前沿的图书、展览、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动。上戏也会和整个社区之间形成更多的互动。相信这样打造出的“华山路艺术生态区”，将释放出更大的文化辐射力。
解放周末：人们走在华山路上，随时可以到这里看看、逛逛，哪怕只是喝一杯咖啡。
黄昌勇：是的。上海市民是有很多这样的文化消费需求的。我们想从校门口的这块空间出发，做一点努力。
华山路本身就位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有许多名人故居、保护建筑。华山路上的上戏，加上安福路上的上海话剧中心，可说是上海话剧的策源地。以此为中心，向西向南，有位于徐家汇的上剧场、虹桥路上的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位于西岸的剧场群；向东，可串联起静安戏剧谷，延伸至位于黄浦区的演艺大世界。这一条线构成了上海的戏剧文化带。它目前已经成形了，但如何做出规模、品牌和影响力，还需要更好的规划和进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