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好人》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二战流亡期间的代表作品之一。同时，这一阶段也是布莱希特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如《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高加索灰阑记》，这些为后人所熟知的作品都诞生于这一时期。这部作品同布莱希特的大多数作品一样有着“福斯塔夫式”的背景，富有诗情画意。呈现出极其鲜明的风格特征：永远与政治迎面而来，却永远与政治擦肩而过。
本届小剧场戏剧展演中的《四川好人/神仙与好女人》对布莱希特《四川好人》进行的多样化解读让观众耳目一新。它由两个故事构成，其中前半场《四川好人》部分，基本遵从布莱希特的原著，后半部分《神仙与好女人》则是由孙惠柱老师对《四川好人》的改编。相对于本届小剧场戏剧展演的另一部布莱希特的作品《高加索灰阑记》，《四川好人/神仙与好女人》从另一个角度对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本次演出既有德国的演员，也有中国的演员，导演创造性的运用这一条件，使中文和英文穿插使用，在导演的阐释中，导演也告诉观众不要对于听不懂的语言太过于关注，显然这是导演有意为之，是从语言交流上实现了间离效果。从舞台来看，布莱希特要求舞台上的东西要简单化，要在避免制造全面幻觉的前提下转换现实，不能完全模仿现实而代之以标志进行象征。在本次演出中，戏剧的假定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空荡的舞台被演绎的极其丰富，时空的转换非常自由，一个人就可以代表一棵树。音乐、舞蹈的运用，观演关系的打破，以及将电影《红磨坊》的“拼贴”都使该剧在实现间离效果的同时也兼具后现代色彩。
“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无论何处，要是你一开始碰到的是政治，那么在结尾你所面对的一定是审美。”《四川好人/神仙与好女人》弱化了原作中的政治元素，这也给观众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观剧过程中，观众不由得会思索：沈黛出路何在？何为好人？在剧中，沈黛肩负着一个“好人”的使命——拯救并不比自己差多少的穷苦人们，无依无靠，原本男人所有的承担压到她一个人肩上，他唯一的依靠只有“隋大”。作为女性的沈黛的生存是一种胁迫，一种挤压。在现实的挟持之下，沈黛还有别的出路么？而隋大的行为难道就是“坏”吗？如果隋大是“坏”，沈黛是“好”，那么在剧中“好”却依靠于“坏”才能生存，这该如何解释？在本剧中，演员并没有将隋大演绎成一个坏人，整场演出的格调是略带有喜剧色彩的，也许创作者正是以此来模糊传统意义上的“好”与“坏”，同时也给观众提供了多样化解读的可能性。
《四川好人/神仙与好女人》是对传统作品的风格化演绎，是一次形式上的积极探索，对于今后戏剧创作者如何进行形式创新提供了一次较为成功的借鉴。(文：学生记者 杨光 图：学生记者 顾秋梦、王楚雯 编辑：榕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