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老大姐打电话给我说：“父老乡亲啊，我想请你代我写篇文章。”她总是这样又客气又亲切地叫我“父老乡亲”，因为她原籍嵊县，我原籍天台，既是同乡，又很相亲，现在也住得很近，所以当得上“乡亲”的。老大姐一声召唤，我急忙赶至她家。
在我的印象中，元化先生的晚年，除了做学问，就是关心人。他对于亲近的人，有一种特别慈爱的感情。几个月不见，便叨之念之。我每次去看他，他总是问：“小龚（龚心瀚）回来了吧？”“（陈）念云还好吗？”“（李）伦新见到过吗？”想起这些人，总是深深的关注，暖暖的情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再也不能提笔了，甚至也不能口授了，这时在他的心里，只有对人的爱，只有故旧的情。我想元化即使到了天堂，也会远远地俯视着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他的至交。当然，我们虽然不能像到衡山路那样到天堂看望元化，但我们也会不时地仰望星空，仰望那颗放射着智慧和思想之光的文星。
我问范大姐：你怎么同元化先生那么熟？大姐说，我原来同他没什么接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看报纸知道元化先生的身世，知道这么一个大学问家一生受过那么多的磨难，知道元化先生的夫人张可先生在元化先生最困难的时候，这么相濡以沫地支撑他，我便对元化先生油然产生敬佩之情，不平之心，对张可先生产生特别敬爱的感情。于是我便常常到吴兴路看望张可。
范瑞娟家庭贫苦，从小进入越剧科班，“年年卖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在学问上同元化、张可相距甚远，为什么会成为至交呢？这是对高德的敬仰，对智慧的崇拜。你如果接触过元化、张可，读过他们的书，哪怕只看过几篇他们写的文章，你便会受他们人格魅力所吸引，被他们渊博学识所折服，为他们奋斗精神所感动，自然而然就会亲之近之。时下有两种“名人”走着出名的捷径，一种是自己吹的，一种是别人捧的，物与值并不相当。但元化是低调的，退缩的，他只做学问，不求闻达。他当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又是这么大的学问家，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天天高坐各种场合的主席台，面对炫目的摄像机灯光，享受“信徒”的香火供奉。但他退位以后从不参加任何荣誉性的活动，连每年只有一次的宣传系统的迎春联欢会都不参加，只是埋头做学问。但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范瑞娟就是桃李门墙中的一员。
范瑞娟说，她敬重元化、张可，一是敬重他们的人品学识，二是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王元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连续两次受到隔离审查。第一次隔离审查是1955年反胡风。他是“胡风分子”。一年多的隔离使他的神经系统出现了异常的征兆，以致嘴角歪斜，舌头僵硬，说话含混不清。隔离结束，出来没有工作，没有工资，只拿一点生活费，靠每天伏案十小时替书店翻译一些书稿过日子。第二次隔离是“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同1957年同样的病兆，在批斗会上感到脸上身上有无数小虫在爬，痛痒难熬，禁不住全身颤动。
张可也同样遭到劫难，“文化大革命”中，张可因王元化而受株连，被非法隔离，甚至因高血压昏厥也不准看病，以致1979年夏天因“文革”积病而中风，从此留下后遗症。
范瑞娟之所以尊敬张可，就在于张可自己虽然也受牵连，但她不离不弃，仍然深爱着王元化，支撑着王元化，照护着王元化。这是元化虽屡遭迫害但仍然顽强生存着的精神动力。
我观世态，发现人之相处，有两种情况，一是利害关系，或相互利用，或相互倾轧；二是情感关系，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或彼此敬慕，惺惺相惜。前者多是商人政客之辈，后者多是高知大德之士，前者浊，后者清。王元化与陈念云、范瑞娟与张可，就是同气相求、同病相怜的高士。
范瑞娟大姐同我谈起一个多月前她去广慈医院看望王元化的情况，元化虽然病体沉重，癌魔占肺，但一见范瑞娟来，马上拔掉帮助呼吸的氧气，送给她三本书：《读莎士比亚》、《沉思与反思》、《人物小记》。范瑞娟年纪大了，眼睛花了，读书是很吃力的。但她一回家，马上戴起老花眼镜，读起元化的书来。艺术与艺术是有共通的。范瑞娟是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艺术家。王元化在序言中谈到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的戏，谈到两位戏剧大师的写作写法，“功夫深处却平夷”，这对范瑞娟有深深的启发。范瑞娟说，“我过去学习不够，现在要多读点书。”还说，“敬仰元化先生，除了仰其高德，还要学其智慧。现在元化先生走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亲切的慈容，听不到他睿智的教诲了，但人虽走，书还在。这些书就是社会的财富，思想的泉源啊。读他的书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老大姐说得好。元化先生走了，我们不能到天堂去看他，但他留下来那么多等身的著作，却是无边辽阔的精神天国，可任后人遨游的。（原载《解放日报》2008-05-26 11版 “朝花” 作者：萧 丁；本网编辑：白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