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出好戏，《十二月等郎》，令我眼前一亮。这是湖北省荆门市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一出反映当下农村现实生活的花鼓戏。这个戏以江汉平原长湖村为背景，通过民歌“十二月等郎”旋律的贯穿，写了一群因男人外出打工而留守乡村的女子，在驻村工作队干部的帮助下，与贫困和寂寞作斗争，用柔弱的双肩挑起生活重担的故事。概括地说，该剧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二个字：别致。“别”在哪里？可以说出很多，比如，文本，别具匠心；导演，别具一格；舞美，别寻蹊径；表演；别开生面；音乐，别有韵味；舞蹈，别有情趣；等等。但最要紧的“别”，是在戏剧观念上“别具只眼”。
我一直以为，衡量一部作品质量的高下，关键看三条，即观念，想象力，技法。我们有许多戏，故事完整，情节曲折，人物也有一定性格，但输在观念上，且一输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换句话说，在当下戏剧审美语境中创作的新戏，更象十年前、三十年前甚至更遥远的年代创作的作品，所讨论的话题还局限于“好人坏人”、“清官昏官”、“大公小私”等等一类问题，所谓“人性的拷问”之类藐视深邃的编导自我阐述，也大都是贴在说明书或海报上的标签，与真正的剧作内涵无关。这样的作品，投入再大，制作再精美，也不可能会取得预期的效果。理由很简单：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独创性。啃别人嚼过的馍馍没味道。
说观念，似乎有些玄虚。在网上读到一则故事，说的是谋生，但与戏剧创作的理是一个理。好在文字不长，不妨转录于下：
有两个农民，外出打工。一个去上海，一个去北京。可是在候车厅等车时，都又改变了主意，因为邻座的人议论说，上海人精明，外地人问路都收费；北京人质朴，见吃不上饭的人，不仅给馒头，还送旧衣服。
去上海的人想，还是北京好，挣不到钱也饿不死，幸亏车还没到，不然真掉进了火坑。
去北京的人想，还是上海好，给人带路都能挣钱，还有什么不能挣钱的？我幸亏还没上车，不然真失去一次致富的机会。
于是他们在退票处相遇了。原来要去北京的得到了上海的票，去上海的得到了北京的票。
去北京的人发现，北京果然好。他初到北京的一个月，什么都没干，竟然没有饿着。不仅银行大厅里的太空水可以白喝，而且大商场里欢迎品尝的点心也可以白吃。
去上海的人发现，上海果然是一个可以发财的城市。干什么都可以赚钱：带路可以赚钱，看厕所可以赚钱�弄盆凉水让人洗脸也可以赚钱。只要想点办法，再花点力气都可以赚钱。
凭着乡下人对泥土的感情和认识，第二天，他在郊区装了十包含有沙子和树叶的土，以“花盆土”的名义，向不见泥土而又爱养花的上海人兜售。当天他在城郊间往返六次，净赚了五十元钱。一年后，凭“花盆土”他竟然在大上海拥有了一间小小的门面。
在长年的走街串巷中，他又有一个新的发现：一些商店楼面亮丽而招牌较黑，一打听才知是清洗公司只负责洗楼不负责洗招牌的结果。他立即抓住这一空当，买了些人字梯、水桶和抹布，办起一个小型清洗公司，专门负责擦洗招牌。如今他的公司已有150多个打工仔，业务也由上海发展到杭州和南京。
前不久，他坐火车去北京考察清洗市场。在北京火车站，一个拣破烂的人把头伸进软卧车厢，向他要一只啤酒瓶。就在递瓶时，两人都愣住了，因为五年前，他们曾换过一次票……
上述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由于观念的不同，结果会造成两个人不同的命运。可见观念会影响我们对人生的态度，会改变我们的命运轨迹。
戏剧亦然。
以《十二月等郎》为例，如果按传统的戏剧观念来衡量，你会发现，这个戏有比较明显的缺陷，有的甚至是低层次的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人物有些概念，情节有些虚假。
比如剧中的女主角苗子，当上村民组长后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先是村民不愿付或付不起电费，供电部门要断电；再是生产自救，办精养鱼塘，没有钱，需要集资，却无人响应；接下来，上级调查组要调查苗子与驻村工作队干部的“打啵”（接吻）问题，村民中无一人帮苗子说话，等等。按照传统编剧观念，苗子碰到这些难题，正好是编剧展示自己功力的“用武之地”，写她如何用自己的智慧与性格力量去化解一个一个矛盾，理清一团团乱麻，由此来一笔一划倾心刻画苗子的人物形象。但现在剧本的处理方式却正好相反：断电了，工作队长周大哥自掏腰包，解决了燃眉之急；筹款无结果，靠外出打工的旭林突然间出了工伤死亡事故才赢得村民们支持；调查组来了，苗子遍求村民为其讨还清白无果，一时气急昏倒在地，才激发了村民们的同情心，矛盾迎刃而解。真有些“戏不够，神仙凑”的味道。细究起来，苗子在剧中真正靠自己力量解决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拒绝村长夜半爬窗的“性骚扰”；二是对周大哥的大胆示爱。换句话说，编导只展示了苗子作为一个乡村留守女子情感取舍的心路历程，至于被许多人认为“苗子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建设新生活”的戏剧动作则几无脉络可寻。
又比如剧中另一个主角是工作队长周龙周大哥，这个人物如天外来客，除了情节展开需要，似乎还要靠他来体现政府对农村的关怀。他来，出点子办鱼塘，掏钱为村民交电费，冒生命危险堵鱼塘缺口，都是一些缺乏内心波澜的简单的外在动作。再加上一点俗得不能再俗、虚得不能再虚的家庭情感波折，这个人物显然也是过于简陋了。
这样一说，这个戏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但有意思的是，如果用比较现代的戏剧观念去衡量，那么你就会发现，所谓的缺陷可能是作者“别具只眼”的有意无意的经营，可能是作者表达自己对这一片生活独到见解的内在逻辑结构的一种安置。盛和煜的才情与经验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应该要用另一把尺子去衡量、去解读他的作品。如同金山农民画与毕加索作品，趣味很相似，但前者是天才驾驭理性的产物，而后者则是理性驾驭天才的硕果。
那么，《十二月等郎》到底要写什么呢？依我之见，作者是在写男人出远门以后的乡村阴阳失调的世俗生态，沙化枯萎的人文环境，情感落寞的生活情绪……
男人走了，留下了一片荒芜的物理空间，一片寥寂的心理空间。于是，需要补充。靠什么补充，靠想象。
于是，靠想象，剧中补充了一个色迷迷的村长，以取得在这个留守乡村女子群体中的粗俗意义上的生理需求平衡，甚至还稍稍有一点“意淫”的倾向。
于是，靠想象，剧中再补充了一个理想的偶像式男人，以取得留守乡村女子精神层面上的心理平衡。
于是，靠想象，剧中更要补充一片属于乡村女子自己的事业，即便是有虚假嫌疑的，不着边际的，也无妨。便有了养鱼致富这样的情节与场面。
因为是想象，难免有些苍白，难免有些单薄。比如想象周大哥有个女人，出国了，后来又离婚了，这就为苗子以及其他留守女子们腾出了更多的情感表达空间。自然，这样的处理成本也比较大，周大哥的命运线索过于虚幻，过于俗套了。但是，反过来说，留守女子的情感需求，本身也是俗套的，当然，那是很人性化的俗套，我们没有理由呵斥她。
因为写环境，写生态，写情绪，所以，作者也许不愿在人物个性化上多化笔墨。遇到矛盾了，写环境的反应；遇到困难了；写生态的反应，遇到麻烦了，写群体情绪的反应。所以，骑士般男人的侠义心，留守女子孤独心理的趋同性，乡间纯朴民风的同情心，都成了化解矛盾的灵丹妙药，人物的性格力量就暂且被搁置在一边了。
至于事业，也仅仅是情感表达的一种衬托罢了。因为需要有一个场面，让苗子与周大哥生死相依，就有了决堤、抢险。男女主人公在那个险境中居然视抢险之大业于不顾，尽抒一己之情，可见，作者并不拘泥于规定情境下生活情状的真实描摹，更倾心倾力于人物情感的有效表达。
如此看来，我们大致可以找到了这个戏的主体脉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这个戏的结构是人物情感的补偿结构，大部分情节与人物是留守女子的代表人物苗子想象的产物。这样停神一想，按传统戏剧观念的标准来衡量所发现的那些缺陷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而这样的艺术处理，引发我们思考的却是，即便在诗人眼中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乡村，留守女子的生活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在人们欢天喜地庆幸我国各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对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付出血汗甚至生命的民工兄弟们投注更多关爱的目光呢？我们是否更应该给那些一直以来被城里人所忽略的为城市建设默默地消耗着沉甸甸的亲情、浓烈的爱、咄咄逼人的青春甚至美丽的生命的乡村留守女子送去一个公允的、洋溢人文关怀的真切的问候呢（除了问候，她们还能奢望什么）？
必须承认，《十二月等郎》，赢在观念上。
当然，并不等于说，有了新进的观念，就可以无视剧中已有的瑕疵。如果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即便是用第二尺子去衡量，也还是有一些建议：
比如，建议编导能否进一步补充、提炼、强化长湖村这片土壤上那充满戏剧化的生活元素呢。具体说，就是苗子与周大哥的戏可否考虑能作一些修正。现在，一写到他俩的戏，就有些隔，有些俗，有些浮。而写村民的戏就很独特，很有生活质感，如“别夫”，“选举”，“村长敲苗子窗”，“读信”等等。甚至可否设想，周大哥这个人物也不必是“外来和尚”，能否也可以“就地取材”呢？
又比如，苗子的情感线索是否再能仔细清理一番呢。一是与丈夫的，他们俩到底怎么了？旭汉真傍富婆了吗？有些情节性的东西是不能靠观众自己去想象来补充的，如交代不清，会直接影响人物的品行。现在剧中这样的处理，苗子最后的等郎并不太美。因为事实上她的思想情感早已“出轨”，何时收回来也没有交代。她的等，缺乏纯度，甚至有些虚伪，这就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审美的力度。二是与前一问题有关，苗子对周大哥情感分寸的把握。比如调查组调查“打啵”，苗子就有“抵赖”之嫌。其实她的行为比“打啵”更甚。她一抵赖，人物又有些不美了。除非编导是有意让苗子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瑕疵。当然，这又要涉及戏剧观念这一话题了。如果真的与观念有关，那么，我的建议显然也是隔靴搔痒。毕竟，维护观念的整洁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此，也许有必要再重复一遍我看此戏的感受，一句话：《十二月等郎》，赢在观念上。
我以为。
(编辑/子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