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厉观
我认识胡伟民大概在1974年的春天。扬州地区文化局在高邮举办群众文艺会演。我的一个小剧《绘新图》有幸入选，由宝应代表队献演。在演出前一天的审查中，胡伟民先生对这个剧本提了不少意见。尽管以鼓励为主，且以肯定为前提，一名业余剧作者在这位大家面前的悚惶与不安是可想而知的。
胡先生那带有上海方言的普通话很动听。我注意到他身边坐着一位有些年纪的女性副局长。他似乎有意把语速放得很慢，字斟句酌，很有分寸。每每到兴起之时，不忘抬眼瞧一瞧女局长的脸色。有时不得不低眉顺眼，把将到唇边的话咽了回去。我不知道别人感觉如何，我断定他是一位和我差不多的精神上披枷戴锁的主儿。
他的皮肤原是白皙的，当时看上去微黄透青。单眼皮，但大而有神。不过顺下来会给人以看似谦恭而其实倔强的感觉。我的推测当晚便得到证实。有人告诉我，胡先生于5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是黄佐临教授的得意门生。他先读表演，后读导演，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他的夫人也是上戏的高材生。原系师生，教学相长、相慕、相爱，终成秦晋之好，忠贞不渝，随胡先生沉浮。1957年，胡伟民因言获罪，戴了“右派”帽子，“下放”东北。“文革”中期辗转调到扬州地区文化局创作室，夫人则在扬州市百货公司做财务。
在高邮初识胡伟民，不久便在宝应第二次见面。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投亲靠友。胡先生的一位亲戚原该去云贵，后改成到苏北投亲靠友。胡先生找到宝应文教局的一位文化干部，使他的那位亲戚得以在水乡落户。也由于这位同志的引见，我们做了朋友。
次日，胡先生应邀到我家吃晚饭。我的妻子和我同在县中做语文教师。我们在一起探讨字句词章的情形很少，却经常切磋厨艺，我能说会吃不能做，每有妄诞之想，妻总能做出真正的佳肴来。我们的收入不高，负担不轻，然而在这鱼米之乡，花上七八元钱就能置办一桌上等美味。因为时间匆促，招待胡先生的只是几味家常小菜。想不到面对油爆大虾、清蒸鳜鱼、面拖螃蟹和蜜饯捶藕，胡先生兴奋之态竟如童稚。他一点儿不作态，大啖，大赞，非常开心。我有点难过，以他的才华和他那被剥夺的社会地位，一顿便饭何至于牵动他的感情？我一边劝酒，一边夹菜。生活对我并不公正，对他就太苛刻了。不过从艺术殿堂跌落到尘埃上来却能不改积习，倒让我感叹不已。他的穿着是寒碜的，春寒料峭，仍旧是那件褐色东方呢面的丝棉袄，领子上积满油垢。他和我一样抽烟太多，牙缝都黑了。人家曾讽刺我，整天借着烟雾遮掩逃避，他是不是也受到过这样的讥嘲?
在他回扬州的时候，我买了几尾鲜鱼给他带着。后来他着人捎口信来说，两个孩子如何许久没有吃过这么大的活鲫鱼，如何吃着笑着连两个大人都被感染了。
1976年，我和胡的另一位宝应朋友徐水亭先生合作写了独幕话剧《磨手茧》。地区要我们到扬州去修改定稿。这次我又带了几尾鲫鱼去。谁知到了扬州，那些在宝应活蹦乱跳的鱼儿竟奄奄一息了。胡伟民拎在手上仍是那么高兴。这天，他特地请我们到他家去吃午饭。在餐桌上他介绍说，都是地道的上海本邦菜。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款黄豆烧蹄膀。坦率地说，我只在礼貌上赞赏，就像武汉朋友请我喝蹄膀藕汤一样，实在不敢恭维。胡先生却一边吃，一边盛赞夫人的手段。夫人姓甚名谁我不知道。也许胡先生介绍过，我没有记住，很抱歉。个子很高，相形之下，胡先生显矮一点。虽然只在我们面前匆匆来去，从不留神我们的谈话，在吃饭时也很少开口，当然决不失礼仪。这位学表演的夫人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应当是她那超凡脱俗的气质。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开心事太多了，胡先生对我们说，扬州木偶剧团进京演出，扬州美术作品参加全国美展。他因此去了北京。红学家冯其庸先生作向导，他观览了西山曹雪芹遗迹。墙上有一幅画家姜伯乐西山写生的小青绿：茅舍、疏篱、小径和绰绰远山，很美，很动人。他家里也有高兴事，正在读初中的大孩子考上了海政文工团……我们忘记了对菜肴的品评，完全陶然在他的陶然之中。我暗忖：戴着枷锁跳舞竟能如此轻松，如此惬怀，其中的真滋味，也许我能咂出来。
饭后抽烟、喝茶，突然谈到陨石雨、地震，自然也就扯到“四五”运动。在这之前从未有过。谈艺术、谈饮食，就是不谈政治。胡伟民先生忽然正色吟诵起鲁迅的《野草》，“地火在运行、奔突……”石破天惊，令人肃然起敬。身边的徐公竟也附和，如此对待人民群众，必将加速肇事者的垮台。果然，这年十月，“四人帮”垮台了。这次相聚是融洽的，也是难以忘怀的。
然而，嗣后再有见面，无论在扬州还是在宝应，胡先生都不复有那份坦荡与热情。我不清楚其中的原因，也不去思考其中的原因。我的一个学生在地区文化局工作，关于胡伟民的行止，我常有所闻。终于庆幸他重返上海，重返原本就属于他的排练厅和大舞台。他出名了，出大名了。我在报纸上常看到关于他的报导，也不时读到他自己撰写的华章。有熟人告诉我他的成功远不止于正在引领上海话剧革命的风气之先。我想，确实是这样的，他应当在那个大天地里展翅翱翔，这是我每听到关于他的成功报道的第一反应。
1986年春天，上海举办“戏剧节”。其时我是宝应县文教局分管文化的副局长，带了一帮子人到上海观摩，在南京西路一间剧场的休息室里同阔别有年的胡伟民先生不期而遇。灯光不太明亮，看不清肤色。着装很随便，很气派，海派原本与众不同。看得出来很得意，但不狂傲。我问：“还认得我吗?”“怎么不认得，”他握着我的手说，“在你家吃的菜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你现在是局长嘛!”最后一句有点调侃意味。这可能是他对我“先发制人”的一种反击。
演出结束，他上台讲了话。掌声一再打断他的话。我已记不清他说了些什么，脑海里“禁区”“进取”“改革”成了一堆无法连贯成义的词儿。但是我当时似乎有点担心，担心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又过了两年，一日在《文汇报》上获悉，他突然走了，在自己的导演事业最辉煌的时候，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也许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拼命追、拼命赶，以至于忘乎所以，把属于70岁、80岁乃至90岁的路，都提前跑完了。我敬佩他，却忍不住为之惋惜。（原载《文汇报》2009-07-25 “笔会”第７版，本网编辑：白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