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传钺老先生抱着曾孙，笑意中满是幸福
四世同堂，在中国传统中是个温暖的词，给人团圆美满、富足安康的印象。一姓之兴亡与宗庙之变迁，往往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四世同堂不断层的共同记忆、相连贯的家族命运，是理解和发现历史的一把绝好钥匙。
如今的上海，四世同堂的家庭不太多了。我们踏访的这一个，主人倪传钺老先生已经102岁了，第四代倪灏文16个月大。倪传钺老先生是昆曲名家，“一管短笛共流水，惯看春风秋月”，四代人60年的故事，涉过岁月的洪流，“昆曲”是绕不开的话题，但远非全部……
第一代：魂牵梦萦是昆曲
倪传钺老先生生于1908年，经历了清朝末年、民国和新中国，是昆曲“传”字辈硕果仅存的传人，“国宝级”的唯一健在的百岁戏曲表演艺术家。2008年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由于年事已高，他的儿子倪大乾代叙了父亲这一代的经历。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1949年解放时，父亲是一个小职员。但魂牵梦萦的，是昆曲。
故事要从头讲起：父亲是苏州人。民国初年，大实业家穆藕初重金资助苏州昆曲传习所，招收本地清贫小学生数十名，聘名师任教。我爷爷早逝，家中拮据，14岁的父亲听说传习所不收学费，还供膳宿、理发、洗澡、学习用品等，心想学会吹笛，有了本事，有口饭吃，于是报名考入了传习所。
19岁时，父亲进入传习所学员们成立的戏班“新乐府”，评论家黄南丁曾著文评述“新乐府”有“四个半全才”，父亲即占其中一席。在旧中国动荡的岁月里，唱戏这碗饭不好吃。1927年父亲和同学在上海实习演出，合同期未满便遇上了北伐战争，火车已不通，只能在老闸桥（今福建路桥）码头乘小火轮回苏州避难。半夜船至淀山湖，忽闻枪响，一伙强盗跳上船来，将父亲平日省吃俭用积下的35块银元抢去，为戏班打鼓的阿王忙将手上的金戒指脱下，塞进夜壶里，却还是被强盗发现搜去。船到苏州，大家心神甫定，方想起身无分文，前途渺茫，皆大哭不已。第二次劫难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父亲只得随戏班“仙霓社”于沪宁沿线和杭嘉湖一带“跑码头”，为了生计四处辗转、流离失所，美其名曰“巡回演出”，实际上算是逃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父亲已被迫离班转业，去夜校学了簿记，后来辗转逃难到了重庆，定居下来。这不是父亲一个人的遭遇，到解放前夕，昆曲已是奄奄一息，朝不保夕了。
解放后，昆曲迎来了复活的契机。1956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观看浙江国风昆剧团演出的昆剧《十五贯》后大加赞赏，周恩来观后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这使得昆剧的地位大大提高，流落民间的昆曲艺人陆续受到重视。1957年8月，父亲应上海戏曲学校校长（今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俞振飞的邀请，调任该校昆剧班教师。
父亲嗓音较老生稍阔，比白面略苍，是典型的老外（昆曲生角行当之一）嗓子。他善于揣摩剧情，剖析角色，擅长做功，能戏颇多。比如《八义记・闹朝、扑大》中赵盾、《十五贯 ・判斩、见都、访鼠、测字》中况钟、《浣纱记・寄子》中伍子胥、《千忠戮・草诏》中方孝孺、《千金记・鸿门、撇斗》中范增等角色均称拿手。尤其是在《如是观・交印》中主演宗泽，临终将帅印托付岳飞时，一股忠义正气，表现于眉目之间，又将垂危病情曲曲传出，感人肺腑，成为蜚声曲坛的看家好戏。
“要长寿，唱昆曲”
“文革”中，旧艺人出身的父亲吃尽了苦头。“红卫兵”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抄了我们的家，之后父亲常被拉到里弄示众，被打骂、批斗。但寡言的父亲和我说了一句话：“我没有做坏事”，坚毅坦荡的神情我一直记得。1972年，父亲被误诊为肾癌而被取掉一肾，康复后他照样画画写字唱昆曲。这成为他将世事繁杂置于书斋之外的寄情之处。
“文革”结束时，父亲已到退休年龄，但1978年他还是出任了江苏省苏剧团（后又恢复为江苏省苏昆剧团）附设学馆的昆剧教师。1998年1月，上海昆曲研习社与上海昆剧联谊会为70岁以上社员举办祝寿演出，他以九旬高龄粉墨登场，与师弟王传蕖等合作演出了《不伏老・北诈》全出，是年9月，他还与蔡正仁等人合演了全剧《贩马记》，创造了昆剧演出史上的一个奇迹。
2001年5月，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5年，年近百岁的父亲整理并传授了濒临失传的《寻亲记》，在半年时间里每周三上午9点准时到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分院上课，课上不仅一人分饰多角亲自演示，还细细讲述了念唱心得和注意事项。为了拍摄纪录片《昆曲六百年》，让后人了解昆曲兴衰，父亲做了精心的准备，每日趁思路清晰时，便将昆曲相关的回忆记在纸上。
2008年父亲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看到昆曲由极衰而振兴，时至今日还能在舞台上展现其独特魅力，父亲是欣慰的。晚年，他将字画随手送人，学生们皆如获珍宝，家中却留存极少。寄情文艺，淡泊名利也许是父亲长寿的原因，上海市戏曲学校给父亲百岁祝寿时就打出了这样的标语：“要长寿，唱昆曲”。
但凡事关昆曲传承，父亲总是倾心尽力的。他说，昆曲传习所用“传”字给他们取艺名，便隐含将昆曲“代代相传”之意，这也是父亲和“传”字辈先生们最大的心愿。
第二代：投身共和国的现代化事业
倪家的第二代倪大乾出生于1946年的重庆，至今对朝天门、解放碑等地名耳熟能详。讲述完父亲的故事后，他面带笑意地讲起自己的经历。和父亲不同，他“长在红旗下”，少年时代是“安稳幸福”的，在16岁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我要考复旦”
回想起来，父亲可能是希望我继承昆曲衣钵的，从小就带我参加曲社活动，外地剧团来沪演出，也带我去观摩，可能想以此考察我的戏曲天份并培养我的兴趣。那曲社是已故复旦大学中文系赵景深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发起的，活动地点定在他家中，由“传”字辈的先生们轮流辅导业余昆曲爱好者。满满一屋子人兴致盎然，我却没有表现出对昆曲的兴趣。
1962年，我高中即将毕业，忙碌而沉默的父亲和我有过简单的对话：“你以后准备做什么？”“我要考复旦。”“你能考取最好，考不取我再养你一年。”父亲的支持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竟懵懂地将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都填为复旦大学，之后是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当年虽然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复旦，但所填志愿在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可能是我太喜欢复旦了吧。
我选择的是理工科，小时候写过作文《我的理想》，从那时起我便信誓旦旦地要成为工程师。或许这理想也和时代有关，那正是共和国工业起步时期，很多同学都渴望成为科学家、工程师，投身共和国的现代化事业。后来我也实现了最初的梦想，1978年“拨乱反正”之后，我在上海机床厂成为一名工程师，而后公派意大利留学深造。
那时候新中国并不富裕，在国外学习期间往往被人误认作日本人，这很伤自尊，也激发了我空前强烈的爱国热情，满脑子想着多学技术早日报效祖国，目标明确，想法单纯。
“纯真的年代”
除了受父亲的影响之外，时代环境也注定我“又红又专”。
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正念初二。学校操场建起小高炉，我们拆下弄堂里花园洋房的铁门拿去炼钢，整天整夜守在小高炉旁忙碌。我力气小，就给高年级同学当下手，饿了便就着大头菜吃馒头，累了便蜷在一边睡。现在我对当时热火朝天的场面还记忆犹新，似乎能看到在操场边上蜷着打盹的少年，背景是一片有些不真实的红色。
那时候学校还给我们分配了“麻雀战”的任务，要将“与民争食，糟蹋粮食”的麻雀“赶尽杀绝”。某日某时，大家带着竹竿、锣鼓爬上屋顶墙头，待老师一声令下，周围便锣鼓喧天、呐喊不断。我没有锣鼓，便带着家中的脸盆去敲，和同学一阵狂叫疯喊……12岁的我个头不高、嗓音稚嫩，却虔诚地想要为国家、为集体做出贡献，并能享受单纯的快乐。
后来我入大学时，时任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杨西光，严格要求青年教师和学生走“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道路，在开学典礼上听杨书记句句鼓励的话语时，我很兴奋，下定决心奋发图强。1963年我们在学雷锋活动中表现优异，集体获得“上海市优秀团支部”称号。因此我们在学校走路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昂首挺胸，那种集体自豪感现在的大学生未必能完全体会。
1965年秋，我在宝山农村参加了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生产队协助组织农民学习，给他们读报、讲解、宣传党的政策；每个月都认真地在思想小结中反省自己，警惕个人主义思想的抬头，开展“自我革命”。
我的求学生涯是个纯真的年代，让成长于其中的每个人激情燃烧。
“肚子吃饱，眼睛没吃饱”
“纯真的年代”并不意味着美好，也让我历经磨砺。
我在时代中学念高中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物资匮乏，生活必需品都定量凭票购买。记得高中男生一个月的定额是29斤的米或者面粉，女生27斤。每隔10天才会有1张糕点票，可以买一些桃酥和面包。有时就在饭盒中放上面粉，再抹些糖和发酵粉，带去学校的蒸笼中一蒸也算是一顿可口的午饭了，和现在的蜂糕相比毫不逊色。正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挺大，我和弟弟在家吃完饭常常坐着不肯走，眼巴巴地望着空碗空盆，直到父亲呵斥“肚子吃饱，眼睛还没吃饱啊”，才依依不舍离开饭桌。
大学毕业我22岁，被分配到某军垦农场，在靠近澳门的海岛上垦荒，每天挑着两桶大粪上山，来回多次，七八个月后随部队去了湖南。那两年的垦荒岁月很锻炼人，1970年我调回上海机床厂，先下车间做锻工，同事们见我是个瘦大学生，便嗤笑我手无缚鸡之力，我不做声，凭借练就的力气轻松地挑起了大铁块，众人叹服。
和现在的生活条件相比，我的青年时代是艰辛的，但回味起来却有滋有味。我还保存着中学时买的铁皮铅笔盒和圆规，铅笔盒值4毛钱，圆规要两元，而我当时每月零用钱仅几毛……它们和记忆一起，一珍藏就是50年。
第三代：爱上了这份教书育人的工作
倪 出生于1978年，职业为中学政治老师。他自认比父亲倪大乾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仅衣食无虞，大学毕业时也不必去海岛垦荒，但在职业的选择上，他也有自己的遗憾。
“按部就班成为政治老师”
做老师，是我自己的选择。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教师的待遇和地位也开始稳步提高。1996年我即将参加高考，当时姐姐已经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书，我父母希望我能给家庭减轻负担，选择学费全免的师范专业。我自认为适合做个老师，便下决心报考上海师范大学。
我喜欢阅读写作，也喜欢历史故事，最向往的是中文系。我身上少许的文学气质也许和儿时受的教育有关，爷爷没有让我学昆曲，却教会了我写毛笔字，教了我许多古诗词，让我读了《上下五千年》。我的童年是在淮海路靠近马当路的弄堂里度过的，每日放学后，便搬出方凳伴着天光做作业，到下午5点左右便在弄堂里和玩伴们打弹子、拍香烟片、斗鸡……但爷爷让我背诗写字的时候，我也能定下心神，像模像样地磨砚端笔，照着爷爷写就的诗词剧本临摹，夕阳透过窗户照在宣纸上，很温暖。
就在我梦想着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时候，却接连传来不知是喜是忧的消息，中文系要求政治和历史会考成绩优秀，而我的一向自信的历史却考砸了，正懊悔不已的时候，班主任告诉我因为服从调剂，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了我。
“我想演话剧”
也许是骨子里的血液，在大学里，我喜欢上了戏剧，但并不是爷爷的昆曲，而是话剧。
我萌生这一想法，是因为我在大四时观看了实验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和《爱情蚂蚁》，之后我就彻底被话剧的动人力量征服，兴奋得难以入眠，不断想象我在话剧舞台上激情挥洒的样子，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成为话剧演员。周围的人包括母亲都觉得我只是心血来潮，并不在意。而彼时心高气傲的我已满心欢喜地开始行动了。
我未经过专业训练，鲜有表演经历，对我而言可能唯一的机会就是去考表演专业的研究生，几经周折，我找到了时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荣广润教授，在他面前鼓足勇气毛遂自荐。得知根据我的情况，考取的希望渺茫。遭“当头棒喝”让我痛苦，也让我清醒，只能洋洋洒洒，也许是絮絮叨叨地在日记本上发泄我的委屈和郁闷。
对昆曲，我有点爱不起来，我仅陪伴爷爷观摩过一次各地昆剧团的汇演，当时九旬高龄的爷爷一天看两场演出兴致不减，我却仅能勉强欣赏舞台美术和灯光设计，犯困不已。戏剧可能是时代的思维方式，昆剧的表演内容承载的多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仁义礼智信”，而实验话剧讨论和表达的多是对当下社会的思考，这种思索是让我着迷的。且我在改革开放的年月里长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远比父辈青年时代丰富，更懂得追求个性和成长。话剧演员的潇洒对我而言太有吸引力了，可惜，这个梦想尚未开始便已凋零。
现在，我已经做了9年政治老师。虽然生活中布满了阴错阳差，但仔细想想又有些情理之中，最重要的是享受当下的幸福和快乐。我很热爱这个职业。
倪大乾和倪传钺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最忙碌的是才16个月大的倪灏文，他在客厅里来回跑动，百般撒娇。灏文之名，隐含正大刚直、文质彬彬之意。他的爷爷倪大乾希望他好学上进，他的奶奶冯力英希望他长大后能够精明一些，不像爷爷和曾祖父那样中规中矩，倪 只希望他能够安分守己，无灾无难。倪灏文也许还看不懂长辈们温柔目光中的期望，但笑声中升腾的是倪家不可估量的幸福。
（本网编辑/雨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