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厉震林】
现任职上海戏剧学院教务处处长、电影学学科召集人、戏剧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影视、广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广播电视协会高校传媒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影视教育委员会常务理事等职。
四次荣获“金鹰电视奖”、九次荣获中国戏剧文学奖、两次荣获“田汉戏剧奖”，另外曾获“曹禺戏剧奖”、“上海市优秀文艺人才奖”等国家级和省市级奖项二十余项。
电影这一富有广泛大众影响力的影像艺术，如何在产业化进程中，肩负起文化建设和精神引领作用？本报记者走访了上海戏剧学院教务处处长、电影学学科召集人厉震林博士，一起探讨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
提高文化软实力
需要“民雅”
新报记者：您如何看待电影在提高文化软实力中所起的作用？
厉震林：我认为文化应该和卫生、教育一样，成为纳税人享有的社会福利。文化不能完全被市场化，我们需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但应该少提文化产业化，一个“化”字很有可能将文化的精神功能裹进了经济功能，本质主义的表述会使文化迷失方向。电影的社会显示度很高，比小说、话剧、戏曲等艺术样式更易于被广泛传播，也更具影响力，所以电影不能只停留在娱乐大众的层面，它更应肩负起文化责任。目前，电影票价偏高，如果采取文化福利政策，凡是获得国家资助的文化项目，都应该限制票价，以福利态度把文艺产品提供给老百姓欣赏。那些完全由自己承担市场风险、自负盈亏的可以自定票价。
在文化产业方面，中国不能完全照搬美国。因为美国历史只有短短200多年，美国可以把文化完全作为一种产业，但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文化深度更厚实，文化承担着很多功能。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在处于转型期，在这一价值重塑的过程中，旧的价值观开始动摇，新的正确的价值观还未完全建立，文化所承担的精神引导职能就更大。我在各种会议中一直提出一个观念，叫作“民雅”——老百姓的优雅气质及其风度，在城市化过程中相当重要。一个国家要真正在世界上受到尊重，国民素质相当重要。如果把文化全盘产业化，文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精神引领的职能就会因为市场化竞争而被忽略。
新报记者：您认为目前中国电影在文化和精神引领方面做得如何？
厉震林：从产业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的影视界整体状况越来越好，比如电影产业，去年票房收入就突破131亿元。这一数据尽管只相当于一些中国大型企业年均效益的几分之一，但是电影票房这几年的增长率很可观，前年中国电影票房是100亿元，从上世纪90年代末电影票房的低谷——6亿元，到现在的131亿元，电影市场确实在慢慢地复苏。
然而，票房成绩并不能代表电影艺术的整体水平。中国电影现状还是相当不容乐观，缺乏主流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构建和表达以及创意能力不足，甚至存在非常“畸形”的现象——全国一年拍500多部电影，但是目前能够进入院线的只有70几部，大部分低成本电影根本进不了院线。这些进入院线的国产片中，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姜文四位导演再加上中影集团投拍的影片占到市场绝大多数。其他导演拍的电影很难进入主流票房市场，或者只占很小的市场份额，这样的现象非常不利于中国电影发展。
新报记者：您认为造成商业大片“独霸”电影市场的原因何在？
厉震林：这和大的影视创作环境有关。中国现在的影视界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艺人形态”。中国从事文艺创作的群体对自己的定位是有一个变迁过程的。上世纪50年代，他们是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自诩为艺术家，是文化精英；如今，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为艺人。“艺人形态”对建立起“民雅”和确立文化的精神价值非常不利，因为“艺人”这个概念属于娱乐范畴，是纯商业性的，缺乏文化引领性。中国目前全民素质越来越高，观众欣赏水平日益提高，如果还只拍纯视听效果的电影，而没有文化含量和哲学思考，那么观众不会买账。票房不代表一切，如果电影市场全部充斥着单纯以视听冲击力取胜的商业大片，那么不仅对中国电影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还会对社会生态造成负面影响。去年中国增加了近3000块银幕，但是平均每块银幕的利润出现下降趋势，有些大片也出现了亏损。这说明了商业大片独霸市场是不符合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
新报记者：中国电影需要怎样的作品？
厉震林：我们这个时代是应该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也是应该产生伟大艺术家和哲学家的时代，因为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最大的转型时期之一，经济高速发展，精神领域颇有点跟不上了，中国人开始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自处了，这时正需要文艺作品来反映这一变革并且引领价值观的重塑。我非常期待中国电影能出现《阿甘正传》这样的划时代作品。比如，以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迭宕起伏的企业家为人物形象、能反映中国人进入市场经济后国民人格发生变化的作品。
电影生态培养
需要长远的战略目光
新报记者：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而如今，上海原创电影早已失去了当年的辉煌，您认为改善目前上海电影的现状，可以从哪几方面入手？
厉震林：上海目前只是电影作品的码头，而不是电影创作源头，这很令人惋惜。 解放前，上海电影基本上就是中国电影；上世纪80年代，上海电影也是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而如今只是中国电影的一隅而已。上海优秀的原创电影缺失，和上海的人文心态有关。上海人似乎缺乏冒险精神，沙龙式的交流形式很少。北京文化人则是喜欢树立对立面，在比较、辩论和探讨中才能把文化带动起来，
文化发展要从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不能仅仅从短视的策略上着手。文化要“活”起来必须把文化生态先营造好。首先，“乱”而不乱，水至清则无鱼，管得太紧不利于艺术创作，需要有一定的空间来创作，但这“乱”并非乱象，而是百花齐放地竞争发展；其次，“闲”而不闲，上世纪30年代，上海是远东闻名的文化中心，很重要原因是当时艺术家收入高，他们有时间来思考、创作，艺术家不能作为普通劳动力来对待，而是应该给他们提供好的条件来搞创作。
具体到上海的电影发展，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上海应该有多家电影制片厂，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第二，扶持低成本独立电影，使它们能够有生存的条件和良性发展的环境，政府及其社会中介组织应该加大对电影产业的投入；第三，大力扶持民营企业，让更多民间资本流入电影产业。北京最红火的影视机构，除了国有企业中影集团，其它的比如新画面、华谊兄弟等都是民营企业。上海可以扶持几家成规模的民营企业，在税收上予以支持，加大扶持力度。任何一种文艺样式的发展，人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电影更是“能人经济”。现在电影人才普遍“北漂”、“横漂”，很少有电影人“沪漂”。
“横店模式”其实很值得上海学习，现在横店有四五千群众演员、456家影视公司，而横店最早只是个兴办高科技产业的工业镇。横店每年从工业盈利中拿出两三亿投入到影视基地建设，抱着“不计成本，先打品牌”这样不计短期回报、看重长期效益的战略投资态度，使影视基地形成规模，通过16年的努力，成为中国唯一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横店的拍摄场地长期免费对剧组开放，赚的是住宿、餐饮、群众演员、道具和服装等产业链上的钱，国家又给予税收优惠政策，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这就是民营资本先做大，然后国家政策扶持的典型例子，我建议发展影视产业就要具有这样不计短期回报的“风险投资”的意识。
新报记者：上海在影视产业发展上有何优势？
厉震林：上海的优势是高科技人才多，并且拥有国际视野。相比横店，上海的土地成本太高，所以上海不适合打造影视城，而是应该朝着影视后期制作中心和影视创意策划中心发展，后期和高科技制作在目前的影视产业链里盈利最大。此外，诸如迪士尼、梦工厂等外资的进入，对上海影视产业是个很好的机会。
扶持低成本电影
就是扶持中国电影的未来
新报记者：中国的低成本电影创作现状如何？
厉震林：作为几个国际和国内电影节的评委，去年我看了上百部低成本电影。这些作品中，大部分艺术质量还是很低。有些导演往往只在片中呈现了一种状态，但是还不懂怎样说故事，不懂怎样把想表达的意思清晰地通过镜头语言表达出来。其实，低成本是能够拍出好片的，比如《钢的琴》、《失恋33天》等“黑马”，关键还是导演功力的问题。目前的低成本电影，或多或少存在以下问题：选择的题材不够新颖、人文底蕴不够深厚、拍摄技巧粗糙等。尽管中国目前的低成本电影还存在不少问题，但还是需要鼓励这批导演们去创作的。其实，中国的“第六代”导演都是从低成本电影起家的，他们早期的作品都有两个特点：黑白片和镜头晃，前者是因为他们买不起彩色胶片，后者是因为他们没钱买滑道、升降机等。扶持低成本电影就是扶持中国电影的未来。
现在有些低成本电影是用过时的胶片格式拍摄的，根本进不了院线，而且也没有费用做宣传，观众根本不知道有这么部电影。我们上海戏剧学院目前正在筹备一个“低成本电影节”，为中国的低成本电影做些实事。参赛作品面向社会各界海选，不设专业门槛，只设定一个最高成本限制。整个电影节无任何商业广告，全公益性，关键是给经济不富裕的年轻导演一个展示作品的平台。这个电影节预计明年能够举办第一届。此外，我们还在今年暑假推出48小时微电影大赛，也是面向全社会招集作品，选手抽取5个元素，要求两天里拍出一个8分钟左右的短片。通过这样无门槛的电影节和影像比赛，能够带动起一批有才能的电影创作爱好者，并且能搭建起一个让他们从业余走向专业的平台。
新报记者：在培养年轻影视人才方面，您有何建议？
厉震林：首先是培养完整的心理人格，我们上海戏剧学院提出来的原则是以精英教育为基础、以人格教育为途径、以卓越教育为目标；其次，影视人才的培养，实践是第一位的，能出作品最关键，要让年轻影视人多拍多练多思考，把每一次拍片过程都当作一次学习和思考的过程，多看影片，多读小说和传记文学，能够用镜头很好地讲述一个令人心动的故事；再次，经常引进中国真正具有文化创意以及精神引领能力的艺术家进入院校，和学生们面对面交流，培养影视高峰体验的“气场”，从而调动学生的创作欲望和灵气，并获得高等级的艺术生命的启示。
此外，在年轻影视人才的起步阶段，具有战略思维的生态培养很重要。比如，我们上海戏剧学院的“演员俱乐部”，就是让一批有潜力但还未出名的优秀毕业生，继续留校进行一到两年的培养，学校会给这些“好苗子”发工资，并且推荐适合他们的戏给他们拍，让他们不用为了生计担忧，全心投入到演艺事业。另外，在培养年轻导演方面，我们正在筹备“青年电影制片厂”，其中的一个任务是让每年的影视专业毕业生和表演系的毕业班学生合作，推出一部毕业影片。此外，我们正准备和央视电视剧频道合作20部电视电影拍摄，从编剧、导演、演员全是上戏在校的学生，通过这样的合作让在校学生能够真正有实战经验。（编辑：榕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