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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韩生】
1960年12月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舞台美术学会会长、上海市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长期从事舞台美术创作与教学工作。主要设计作品有：话剧《大桥》，越剧《家》、《蝴蝶梦》，超大型景观歌剧《阿依达》舞美总设计，2001年中国APEC会议文艺演出美术总设计，2008年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设计创作工作等。撰写《舞台设计的创意和表现》等专著。曾获文化部第二届、第四届“文华舞台美术奖”，中国话剧舞台美术“金狮奖”，第二届中国舞台美术展览会“设计大奖”，“宝钢艺术奖”，“宝钢优秀教师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和“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08北京奥运会“工作荣誉奖”。先后被评为“文化部优秀专家”、“曙光学者”、“上海市领军人才”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艺术院校要带给城市文化定力
○新报记者 王 晨 文
艺术院校要带给城市文化定力
新报记者：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艺术院校的存在有怎样的作用？
韩生：对于很多城市来说，有些重要的艺术院校实际上也是城市的文化标志，如伦敦的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圣马丁设计学院，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戏剧学院、列宾美术学院，美国纽约的朱利亚学院、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等。这些院校的影响与地位，实际上已远远超越了一个城市的艺术院校概念。所以，在上海，上戏和上音等艺术院校的建设已经不仅是学校自身的问题，而是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的倒逼机制，转化为一种社会期待。比如参加全国艺术比赛，有的学校能够参加就是成绩，而我们上戏没有获奖则难以交代，会受到方方面面的批评。这种社会对学校提出的高要求，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标准。
新报记者：上海戏剧学院的艺术教育定位是怎样的？如今在理念上有怎样的变化？
韩生：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最终还是看社会的需要和接受，看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对于艺术院校来说，面临着艺术行业与教育行政的双重标准制约。两个标准并非能够完全对应。如舞蹈，按照现有学科标准，一定要有博士点才能成为重点学科专业，因此在招聘师资时要求具有研究生学历。而实际情况是，具备研究生学历的人数本来极少，且大部分没有舞蹈艺术实践和创作经验，并不胜任专业教学。博士教育主要针对理论研究。舞蹈专业在中专毕业时就已经是一个最佳艺术职业年龄段的舞者，本科定位于培养具有性格塑造能力的演员，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编导、研究者和专业教师，各层级并没有高下之分，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社会需求。上戏恰恰具备了从中专到研究生的立体的培养系统。这一点使得上戏具有得天独厚的学科专业建设发展条件。
艺术专业规律决定了长远发展，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决定资源配置。因此，学校会面临应对双重标准的博弈。现在机会来了——教育部刚刚出台的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新报记者：如何来衡量老牌艺术院校的教学成果和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
韩生：上戏一直坚持艺术专业“精英教育”定位。上戏建校已67年，一开始就聚集了中国有代表性的文化艺术精英，他们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精英教育的定位是从一开始就确立的。虽没有提出“精英教育”的口号，但多年来实际上坚守着这一没有成文的标准。今天我们把这一历史形成的现实结果上升为理性的自觉。
近年来随着文化艺术的发展，全国艺术院校的招生规模在10年间增长了60倍，同期的艺术专业师资增长了1.5倍。这种以专业教育资源的稀释带来的“增长”值得引起注意。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引领产业的大背景下，艺术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负有更重大的使命。因此，我们始终坚持专业质量的保证，不扩大招生规模。
大学一方面要对当下的建设服务，另一方面要对未来的发展承担使命。因此反过来，艺术院校也要带给城市一种文化定力和从容。对于有历史的老牌学校，我们更加有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意识。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衡量我们工作的标准是在10年以后。大学是对未来的期许。我访问台湾东海大学时，看到校园里有一个“时光纪念碑”很受启发。这是在学校50周年校庆的时候，把办学章程、发展规划等文件封存起来埋在地下，铜质的封盖上写着“2050年开启”。这表达着学校一代人对未来的承诺。
上海需要强化中心城市特有的文化功能
新报记者：从全国文化发展繁荣的角度看，上海的文化地位是怎样的？文化建设面临着什么挑战？
韩生：上海这座城市曾是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历史上的引领者，而未来的引领者是不是还在这个城市，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上海的发展规划中没有提建设“文化中心”，而是“文化大都市”，但过去事实上就是“文化中心”，后来被称为“文化半壁江山”，现在又被称作“文化码头”。从这些带有文学性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口号和身段的“谦虚”，但一个城市的文化地位和作用还不能简单地以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念来说明，也不能以行业的获奖来标识。上海虽然重点强调四个中心建设，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一体化的。文化建设不可能长久地成为短腿。
上海在文化生态环境方面并非处于最有利的环境，北京的国际化程度和对艺术家的吸引力要比上海大。另一方面，上海周边城市发展很快，如浙江的文化生态和发展潜力对艺术家的吸引力度很大，一方面有地缘优势，交通便利又有环境、生态、空间资源，构成了更加完整的文化生态体系，吸引艺术家去定居。上海过去具有优越地位的很多文化功能会被取代，需要强化和发挥中心城市特有的文化功能作用。
新报记者：从世界范围看，城市在文化功能发展方面有着怎样的趋势？
韩生：城市文化功能从国际上来说也在改变。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重要的文化中心项目并不都在大都市。比如世界三大戏剧节——爱丁堡戏剧节、阿维尼翁戏剧节、柏林戏剧节，除了柏林是首都城市，其他都是有独特文化资源的小城市。我们在阿维尼翁时，法国文化部一位官员从巴黎赶来看我们，他介绍说，为了照顾巴黎的低收入阶层没有机会到法国南方普罗旺斯大区的阿维尼翁去，就在巴黎设了一个分会场。
这给了我一个启示——按照我们的文化“扶贫”概念，应该是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输送文化产品，现在是反过来的，这是否也是艺术文化的“去中心化”的表现呢？随着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进程，将来也会形成这样的效应，也就是中心城市和小城市的功能格局在变化。这些城市的功能在过去还是经济格局上的“经济区”概念，而今后可能会形成文化区。有些中小城市由于所谓的经济落后，当地工业没有得到发展而保全了生态，这给旅游等产业发展又带来了条件。新的一轮发展恰恰是生态资源成为不可替代的核心资源。
新报记者：上海未来将形成怎样的文化格局，如何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韩生：上海的地缘优势和硬件条件极为优越，未来会形成双向效应，一种是辐射效应，一种是集聚效应，两种效应相结合，发挥中心城市的文化功能。世博会留下的丰厚资产形成了巨大的基础平台，如中华艺术宫、当代艺术馆等新项目，会形成集聚效应。同时也是向外辐射的，类似于“总部经济”的格局。同时，上海特别需要软件建设，特别是在文化原创方面的作为，和引领作用的发挥。也许正是由于上海的生存条件的优越，温暖的环境软化了艺术创新的动力。
艺术教育应承担更多探索与实验的重任
新报记者：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艺术院校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韩生：专业艺术院校主要应起到三方面作用：一是人才培养，这是艺术院校的基本功能和责任，二是原创作品实验，三是对新型艺术形态的探索。未来的艺术格局在变化，未来的艺术形态也在变化，上海的城市在转型，艺术形态本身也在转型。
在艺术实验方面，相对于艺术院团，艺术院校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按照文化体制改革方向要求，院团的作品首先必须面对市场、必须存活，他们的作品必须要打成功率，否则院团就难以维持正常的运营。这样，实验性的作品就难以推出。而艺术院校以学生培养和艺术实验为宗旨，即使失败了，对于学生来说也获得了经验，至少知道这条路是不能再走了。
对于新型艺术形态的探索实验也是院校的重要责任。上戏正在进行“米亚艺术中心”（MIA）项目试验建设，这是一种基于新媒体技术的新型的艺术品种，并具有产业推广的可能。
我们在世博会发现的一个现象——上海世博会与百年前的巴黎世博会惊人相似。当时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技术研发出来在巴黎世博会上推广，当时的影片还是游乐场项目，都是8分钟到10分钟的短片。当时的艺术家对此不屑一顾。后来随着文学、戏剧、表演、造型等艺术的要素的注入，电影成为一种艺术品种。
同样，上海世博会几乎所有场馆都有8分钟的短片，而这些短片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视频，也不是电影和电视，都是三维四维的综合体验构成的综合艺术，结合了今天的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来支撑的一种新型艺术表现形式。如果我们延续电影产生的路径，把戏剧要素、文学要素等注入这种技术形式，就会产生新型的艺术样式。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理念，就目前来讲还只是一种“技术奇观”，如果附带的文化内容如果能够构成两小时左右的独立艺术作品，那就不仅是量的扩张，而是真正创作上的转型。于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室。我们预计会产生一种新的艺术产业形态，如果成功就会具有类似电影诞生一样的意义。类似这样的实验，由艺术院校牵头，与相关艺术科技和文化产业对接，并融入城区文化功能是最好的模式。
新报记者：现在我们的艺术教育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如何扭转这样的局面？
韩生：艺术教育的格局一定会产生变化。目前的这种单一的学历教育不会是唯一的模式。我刚刚从巴黎和米兰回来，法国和意大利的艺术专业教育格局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他们的艺术教育有大学的学历教育，培养博士、硕士，也有职业培训院校机构。著名的职业培训院校具有很高的行业权威性。与我们的职业培训概念不同，他们也是以培养专业精英为定位。如ESMOD、欧洲设计学院等，毕业生多为大品牌公司的设计总监。让我们感到震动的是，这些学院建立于19世纪，历史证明了这种模式的生命力，他们的专业证书在行业的地位往往比大学的学位更具有权威性。
我们的艺术教育在很多方面处在滞后状态。本应起到引领作用的艺术院校，很多方面的更新速度滞后于社会发展速度。社会发展走在院校前面，这也是为什么盖茨、乔布斯等很多当代大家会有退学的经历。这对大学功能是一个反思。如果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仅仅完成在既定的教育管理标准的规定动作，实际上是教育的异化。可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文化和教育改革的启动。（编辑：榕树）
